渴望正名，“去妖魔化”

“我们承担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为农村作了不小的贡献，希望能有一个公正的好的社会评价。然而，我们并没有充分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我们的整体形象和声望较差。” 陕西石泉县饶峰镇新华村村支书李武龙道出了埋在很多村支书心底的内伤。他们认为自己负荷大，付出多，但回报少，社会承认度低，心理的天平难免失重。

村支书群体不被社会认可，乃至招致恶评，要追溯到税费改革前。那时，许多地方的村支书成了农业税、特产税“税官”，与农民直接摩擦不断。有些地方因收税构成激烈的干群冲突，村支书首当其冲，留下“与民争利”恶名。

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减轻，干群关系逐渐缓和，但也有部分村支书在惠农政策落实、土地流转、征地拆迁、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不按规定办事，村务不透明、不民主，甚至吃拿卡要，贪污贪占等，引起群众不满。村支书群体的整体形象受到损害，面临着群众的信任危机。一段时期以来，一部分媒体也舆论一边倒，将村官腐败集中曝光、放大。久之，社会上对村官乃至乡官形成一定偏见，将其人格形象“妖魔化”。对此，村支书们颇感委屈，有的滋生愤世情绪。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级党组织是党的“三农”工作的基石，村支书群体是党联系亿万农民群众的神经末梢。平心而论，中国村支书群体主体是好的，尽管他们也有种种狭隘和先天不足，但大都对农民有感情，富有农村工作经验，能忍受，能吃苦，以自己的脊梁和臂膀，默默为共和国奉献，为执政党夯基。这是一群同样呼唤理解和关怀的人，这是一群利益诉求需要关切的人，这也是一群亟待“去妖魔化”而渴望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人。

值得欣慰的是，党中央并没有小觑这群乡村领头雁的贡献和作用，他们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得到高层的呼应。在去年12月1日召开的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强调，要推广“定权责立规范，工作有合理待遇、干好有发展前途、退岗有一定保障”的“一定三有”经验，同时要拓展发展空间，加大从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中选拔乡镇公务员力度。

而在今年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村支书们的两大利益诉求被郑重写进中央文件：“加大从农村、社区优秀基层干部中考录公务员力度。切实解决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基本报酬和社会保障问题。”而且，就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期间特别强调：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周清印张涛 秦亚洲 蔡玉高 陈钢）

无税时代，乡村党群关系出现疏离冷漠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中，听到一些村支书用顺口溜形容现在农村的党群、干群关系和部分百姓对待村干部的态度。湖南一位村支书说：“无病无灾不靠你，有吃有住不求你，出了问题就告你。”河南一位村支书说：“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在陕西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村支书王华明的记忆里，前些年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工作被戏称为“催粮要款、刮宫流产”，五爱村每年的税费就要3万元，村干部要忙活大半年。这几年不收公粮、不收农业税了，很多人认为村干部已经可有可无，认为村级党组织作用不大。

陕西武功县武功镇上营村村支书陈富民说：“现在的农村社会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村民各挣各的钱，各过各的日子，生产、生活基本不再依靠村集体，干群党群关系自然就远了，许多村民并不关心村支书是谁。”

采访中，许多村支书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村支部、村支书与村民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紧密，而是若即若离，甚至冷漠疏离。这源自改革开放30多年间，农村经济社会相继出现的三大变迁，即土地承包、外出打工、取消农业税。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伴随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一些地方的干群双方离心力日益加大。农村税费改革以前，除了抓计划生育，村两委与广大农户间能够形成的主要经济关系也就是三提五统、催粮派款了，干群关系也因农民负担加重、干部作风粗暴而在税费改革前一度趋近燃点。

税费改革以后，这一对紧张关系被陆续跟进的各项惠农政策不断稀释。尤其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两级不再向农民“伸手”，国家转而建立面向农村的转移支付体制，使农民与基层组织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基层进入无税时代后，由于经济联系被切断，乡镇政府与村级基层组织也由以前的管理关系转为指导关系，农村公益事业和重大事项的决策由原来的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村里“一事一议”来完成。天津、湖北、湖南等地的村支书说，催粮催款在以往是乡村两级干部首要的工作任务，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只要支书一声吼，群众都得跟着走”。现如今乡村干部的角色由“催征员”变为“服务员”，乡村干部的权力被削弱，工作手段也相对弱化，“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

近年来，中央出台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低保等政策，绝大部分采取“一册明”、“一折统”的方式直接将资金落实到户。这种补贴方式有效杜绝了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作用。不少群众形成一个印象：党中央好、国务院好，就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好。

在这种政策和体制巨大变迁的背景下，一部分村支书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有种失落感和困惑感，无所适从。在河南、湖北、云南、重庆等一部分农村，有些村支书缺乏接触村民的压力和动力，村民也很少见到村支书走村串户的身影，干群鱼水关系变得形同陌路。

江苏洪泽县高良涧镇浦庄村82岁的潘文军，有着55年党龄、做了20多年村支书。他告诉记者：“以前自己做村支书时，每天都在农家跑，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哪家有什么矛盾，都十分清楚。现在的村干部，平时基本见不到，遇到也是巧遇。我们不知道他们整天忙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