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压力：讨饭财政逼出“化缘书记”

一方面是待遇低、出路窄，另一方面，工作量和付出并不小，任务和压力很大。这尤其让一些村支书心理失衡，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

在广东汕头当过老板、2007年作为创业能人回村的重庆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党支书吴廷全说，村支书收入赶不上农民工，工作强度却比得上公务员。“除非睡着了，其他时间(包括吃饭)几乎都是在工作，每周从来没有什么双休日。我刚从汕头回来时体重180多斤，现在只有140斤了。”

据了解，当前农村基层干部承担的工作任务名目繁多，广泛涉及秸秆禁烧、计划生育、卫生防疫、信访稳定、防洪抗旱、保护环境、调解纠纷、拥军优属、廉政建设等。村支书们最觉沉重的当属发展和致富的压力。不少村支书深感“有心谋发展，无奈手段少”、“有想法没办法，有办法没钱花”。

记者在天津调查发现，一些村级集体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基础仍然薄弱，有的乡镇一半村子都没有集体收入。一名在农村摸爬滚打30多年、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的基层干部说：“土地都分到老百姓的头上了，集体经济没有收入，支书只剩一个脑袋一个膀子，怎么去领导村民？”

在湖北浠水县巴河镇桃花村，村民把长期在外打工做生意的冯记国当财神一样请回来当村支书，但这只“还巢凤”后来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在外面一年最低可以挣个10来万元，回来后却成了成天出去讨钱的‘化缘书记’。农村税费取消以后，不能再从农民那里收取款项，加上68万元的债务，村级要运转，还要给农民办实事。上面给的转移支付每年只有2万元左右，4个村干部的工资都付不起，要想再搞点什么建设，只有靠自己出去讨钱。”

冯记国的办法是四处去化缘，一是找村里在外面有成就的老板、在上级部门工作的领导，二是找部门找领导争取项目，搞点资金。化缘是一件苦差事，但半月谈记者在各地农村采访发现，像冯记国这样的“讨钱书记”其实有很多。

在洞庭湖区，每到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乡镇和村里就云集大批上门要债的人，而干部们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手机一关，谁也找不着。村支书们戏称之为“躲五、八、腊”。在位于洞庭湖区腹地的湖南南县茅草街镇新尚村，村支书曹重阳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找乡友、领导和有关部门“讨钱”。新尚村每年保持正常运转至少需要5万元经费，可国家给的转移支付只有2.5万元。曹重阳苦笑着说：“自从当上村支书后，老婆经常骂我‘拿自家的钱操别人的心’，儿子也埋怨我把他辛苦打工赚的钱都垫给了村里。如果说乡镇一级还勉强可称为吃饭财政的话，村里就是典型的‘讨饭财政’。”

维持正常运转都如此捉襟见肘，要想给村民办些实事，发展些产业，更显心有余而力不足。湖北洪湖市曹市镇战斗村支书赵光辉说，今年他们村已讨了两三万块，但支出要五六万。疏浚沟渠、维护路面等，都需要花钱。为了抓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目前村干部工资只兑现了50%，剩下部分都打了欠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情况会好很多，但也时常难免化缘之苦。先后在5个村担任过村支书的朱清瑜，到南京市江宁区东阳村任党总支书记才一年半时间，搞了8个惠民工程(如拓宽道路，修建休闲广场和便民超市，改造村部和中心卫生站等)。办这些事，需要投入300多万元，但村里年收入也就10万元左右，大头只能是到各个部门去化缘。“我们现在做的是‘乞丐经济’。” 朱清瑜说，能力大的就多要一些，能力差点的就少要一些。

江宁区周岗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更军也自嘲：“我们这些村支书都是‘洪七公’的徒弟，要靠行乞才能维持下去。” 有一位村支书由于引不来资，乞不来款，焦虑之极，晚上做梦抱了一大堆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