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一篇SCI论文奖励1万元”渐成往事，想凭论文数量申请教职反会丢失“印象分”

上海市一所名牌大学计划引进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最近在进入面谈程序时，补充提交一份清单，上面详细列举了3年内发表的70多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没想到，本想借此为自己加分的教授，在“科研能力”一项被不客气地评了负分：“论文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科研成果、科研能力，但论文数如此超量，很难让人把一位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人和‘潜心科研’联系起来。”学校有关负责人说得直截了当。

曾经和考评、奖励直接挂钩，甚至能够决定一个人学术地位的SCI论文数量，如今在高校引进人才时，已不再简单地作为评判学术水平的标准。不仅如此，记者获悉，国内大部分知名高校在考评、奖励时，也已取消了论文导向。

凭论文数量博教职成了“笑料”

不少高校明确意识到了简单化的论文导向给教学和科研带来的负面作用。中科院院士张杰2006年就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SCI论文发表一篇奖励一篇的做法。新的办法是，每个学科选定少数几种顶级杂志和学术会议，只有在这些杂志发表论文，或在这些会议上宣读论文，并显示出持续的科研能力，才能获得学校科研经费的奖励。

张杰教授认为，学术评价事关高等教育的质量，对SCI和EI(工程索引)过度依赖，究竟是在鼓励大家潜心做高价值的研究，还是鼓动人急功近利，有了一点科研成果就急忙写成论文，甚至把一个成果想方设法“包装”成两三篇甚至更多篇论文？他指出，简单地把一个人的科研能力折算成论文篇数，不能鼓励大家潜心从事那些周期长但更具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结果是距离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越来越远。

复旦大学有关负责人称，学校现已明确，只有在SCI一区，即影响因子达到一定数量级别的论文，才能在科研支持方面得到倾斜。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王晓东不久前也表示，近年来有些申请教职的人，总喜欢在履历中写上自己的论文数，还注明每篇论文所发表杂志的SCI分数——但这样做“只会被当成笑料，降低被面试和录用的可能性”。饶毅教授说，只有偷懒、或者不懂装懂的人，才用SCI来评价人，“我们都多年参加美国一流机构的教授招聘，从没见过自尊的科学家开列SCI论文清单。”

“高引用率”竟是质疑文章托盘

一位大学教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些年来很多学校规定发表一篇SCI论文奖励1万元，有些高校的奖金额更高。如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奖励百万元也不稀奇。最近这10多年中，高校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迅速增加，目前“985高校”平均稳定在每年2000篇左右，这意味着学校每年的论文奖励开支至少要2000万元，“但恰恰是这笔开支，对学术和科研浮躁之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饶毅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说得毫不客气：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急功近利的风气中，SCI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甚至有些掌握资源和行政权力的人，以SCI为政绩工程。可想而知，这会给学术界带来什么。

据一位教育界专家介绍，不少学校开年终总结大会，一个必有的程序就是表扬“论文大户”。堪称奇谈的是，有位学者最近在院士提名材料的“科研贡献”一项写上了自己一篇“最高层次”的论文，“有很高引用率”。但深究下来，为引用率做出“贡献”的，竟是大量质疑文章。

不过教育界专家都承认，以SCI论文为评价方式是某个阶段的产物，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在我国科研重新起步之时，论文数量的增长无疑有着积极意义。日本东京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追求过SCI的数量增长，但当数量达到每年4000篇时，就转而追求质量提高，现在东京大学在全球的排名已进入前50位。

以论文选才是因为考官不自信

“迷信SCI数量，其实是缺乏自信！”不少学者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如果学校引进人才或者考评、奖励仅以SCI为标准，那岂不是把选拔权、考核权交给了杂志编辑？

专家指出，选拔和引进人才时一味依赖SCI等指标，常常是因为行政主管不懂科研，是外行，却希望绕过内行简单行事；或者自身的学术水平不够高，“看人”的能力不够。在这种情况下，SCI俨然成了一个公允而客观的评价标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不久前在一次有关人才引进的座谈会上谈到，内行“看人”不会去看论文数量，他说起他从事的生命科学领域：“其实世界非常小，小到在海外的3000多位华人生命科学家，我觉得我每个人都认识。3000人里随便挑出一个，我都可以通过另一个人了解他的情况。”

复旦大学一位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教授说，过去对SCI过分倚重，其实是一种不自信。但近年来相当多的学术机构和科研院所已经具备了评价人才的能力，更何况我们可以请国内外的一流科学家来客串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