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域整合：启动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的动力分析

当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有两种不同的判断，较为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波、长周期发展至少延续到2020年，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不仅不会萧条，而且会维持近10%的增长；较为悲观的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下降期，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可能步入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低增长格局。我们不必评价这两种观点是否有道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周期的性质、主要特征以及能否寻求到新的发展引擎，延长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或是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从建国后我国历次经济周期的发展态势看，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期到去年已经持续了8年），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如图2），中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周期为主，会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上下波动。

图2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7年）

如果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那么宏观调控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当前面临的美元贬值、能源价格上涨、需求下滑等都相当于对经济周期的一种冲击，而真正决定经济周期的还是产业结构特征、需求结构特征以、资源结构特征以及区域结构特征等因素。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这决定了工业的周期波动与区域经济的周期波动仍是整个周期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区域经济结构升级与产业经济结构都将是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内生动力。

通过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同步，实现从“以时间换空间”向“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转变，才能真正从区域“发展红利”中获取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所谓“发展红利”，是指“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研究表明，当区域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笔者立足区域整合视角，从“产业—区域”分析框架出发，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一）由产业轮动带来的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从时间维度上看，眼下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与转移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小幅下滑有其客观必然性。由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退，同时新的高增长产业生产力正在集聚，尚未真正释放能量，就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转换缺口”。

先导产业能拉动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根据各国经验，经济启动，生产率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多、分工协作环节复杂的行业，即所谓“迂回生产”过程较长的重工业的起飞，劳动力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就会带来TFP的上升。 未来时期“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非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占领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等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进制造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对拉动经济增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由区域整合带来的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从空间维度上看，经济的启动与飞速发展也有赖于一些经济比较活跃的核心区域的带动,即一国经济发展往往需要阶段性的区域龙头或者是引擎，对于大国而言,更需要多个引擎。从投入产出效率、产业链看,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区域整合能够破解“转换缺口”的瓶颈约束，推动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周期。随着区域整合进程的推进,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供应、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范围都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需求扩大、结构升级与产业转型、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等新一轮的经济循环。

（三）在区域整合中寻求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的契合点

综合以上分析，当前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是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区域整合就是在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中需求契合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能从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中找到答案。第一次区域整合浪潮。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基于要素和成本比较优势，建立在与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上，直接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第二次区域整合浪潮。上世纪90年代长三角的制造业跨越了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引来国际资本在本地孵化，形成了高层次的配套经济模式，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区域整合经济浪潮。2006年，提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战略合作。因此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环渤海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寻求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的契合点的“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