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中国区域整合趋势凸现的三大战略背景

一体化与区域化是相伴而行的两个进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市场、技术、人才、资源的区域界限被打破，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开始更多的表现为区域与区域之间在产业分工和产业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竞争，空间的区域整合将是重新确立中国经济新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　当今区域整合已经成为国际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区域整合也正在加速。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板块，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推进，东、中、西、东北等各个经济区域全面崛起，呈现出区域经济积极轮动发展的多级格局，出现这一趋势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一）借助区域整合实现经济转型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全球滞涨压力和国内转经济转型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等两个方面。经济增长减速为经济转型铺路。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在经济调整与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实现平滑转型，自然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关键和重点。中国要探索新的经济发展路径有两条：一条路径是从空间上观察的，资源要素的区域整合优势，它将直接决定着投入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另一条路径是从时间上观察的，主导产业升级、轮动带动经济转型的路径。把这两条路径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架构。

根本上来讲，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起飞新阶段，具有统摄全局的战略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既强调空间上的结构优化，又强调时间上的动态均衡，是充分把发展在时间上的动态均衡与空间上的结构优化结合起来，跨越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的发展观。

区域整合是在区域经济层面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最好佐证。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看，较为粗放的低端生产力逐渐调整转移，新的高端生产力正在集聚，但还未真正释放能量。从总量上看，近几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改变，根据地区GDP计算的地区经济发展离散系数（反映的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情况，值越大，说明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越大，反之则越小）继续呈扩大趋势，即2002至2006年分别为0.806，0.821，0.823，0.840，0.848。然而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就产生于区域的二元结构差异。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各异，利用这一中国独具的多元化优势，可以通过区域整合和借势，利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从“以时间换空间”向“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整合是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双重困境的最佳选择，它不仅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重新布局产业链、而且能减少转型阵痛与成本，促进区域经济获得发展红利，从而实现区域优化、结构重组的跨越式发展，更直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意义。

（二）区域整合是推进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点是工业化、城市化释放出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生产力能量，因此，区域整合要置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纵深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去思考。经济学理论中以城市化率（%）判定工业化的标准是：低于32%为工业化的准备期、低于36 %为工业化初期、低于50%为工业化中期、低于65%为工业化成熟期、高于68%为进入工业化后期的第三阶段即经济稳定增长阶段。 2007年根据有关测算，我国城市化率为43％，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已进入城市化拉动工业化阶段，而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区域经济合作更加活跃，产业区际分工更加合理、一体化程度极高的经济板块越来越多、区域之间良性互动的格局渐渐形成的格局凸现。

另外，从经济规模上看，我国三大区域经济总量对国民经济总产值贡献度的挖掘潜力还很大。世界知名的城市群经济圈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相当高，例如美国以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五大湖区代表的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6.7万亿，约占全美国GDP的67％（三分之二强）。日本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2.86万亿美元，约占日本全国GDP总量的69％（三分之二强）。而2008年上半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17.5%、9.4%和9.5%，中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对于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只有36.4％（三分之一强）。相比之下，作为经济发展主力载体和战略制高点，中国三大城市群和经济圈远未形成国家财富积聚的战略平台。如何改变中国三大城市群“引擎”不足的局面，就迫切需要区域高效整合，提升总体竞争力，实现效益最大化。

（三）区域整合是我国主动实现产业内升级与产业域际转移的高效途径

国内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全球产业转移的延伸。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核心是保证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秩序不受挑战，保证发达国家在分工体系的顶端位置。如果我们安于目前的分工体系，有可能陷入“分工陷阱”，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分工链条上。区域整合伴随着产业转型/迁移。立足于全球产业分工的大视角，通过区域整合，“中国制造”或许可以找到一条通过重新规划区域发展、升级产业链，主动完成产业转型的战略发展路径。

事实上，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全球大背景紧密相关。以低端制造业发家、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珠三角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与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上，直接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而长三角的制造业一开始就跨越了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借助国际资本在本地孵化，形成了高层次的配套经济模式，是典型的既与亚欧及其他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又与国内市场紧密联系的经济模式。当前随着原材料、人力成本的上升，随着人民币升值、出口萎缩等因素的倒逼，传统发展模式既有的缺陷会被极度放大。在全面进入痛苦的调整期后，长三角、珠三角正在谋思求变，力求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与区际转移，因此在区域整合过程中互补性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日益成为热点和重点。

新一轮产业转移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理性和客观。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区域转移的行为目标模式是市场导向型和综合资源利用型的，产业转移通过市场扩张、产业分工、资源综合利用和企业重组等途径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作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首选地的江西省赣州市，就凭借自己铜、合金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的资源基础优势，通过珠三角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使产能及要素分布优化，不仅使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也将迅速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实现区域整合后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