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到1986年最初五个“一号文件”重点是调动农民积极性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不研究农村的改革，也不能不知道一个专用的名词就是“一号文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五个“一号文件”与新世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期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陈锡文：搞农业的同志非常熟悉，农民也很熟悉“一号文件”。在过去三十年中，有十年时间，中共中央是用一号文件来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所以农民对“一号文件”印象很深，感情也很深。我自己因工作关系，两段五个“一号文件”都经历过，前五个“一号文件”，我参加了后面的四个。最初五个“一号文件”重点是推进改革。

   小平同志论述改革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应该说，这五个“一号文件”对引导改革从农村开始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日开幕，22日闭幕的，三中全会拉改革开放的序幕，通过一个重要的决定，78年12月22日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中明确提出实行责任制，而且提出党和政府处理好同农民利益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资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力。

    正是这个文件，奠定了农村改革的最基础面的指导思想。农村改革序幕是从1978年年底拉开的。农民进行探索，很多地方农民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把它叫做包产到户，有的地方干脆搞了大包干。如安徽凤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国家要多少公粮，我保证交，集体要多少提留，我也交，增产多的是我的，农民积极性马上就起来了。

    各个地方在探索改革，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局面，之后引起理论界、思想界、政府工作部门的思考，也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姓什么？姓资还是姓社？小平同志当时提出不争论。实际来说，不争论是不可能的。我理解的就是，不要让这种争论干扰决策。而决策是什么呢？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的创造经过实践检验，如果确实好，就总结提高到政策层面，制定文件发出去。

   1982年一号文件，非常明确提出可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关于包到户包到组，这里头还是有犹豫的。1983年的一号文件就解放多了，很明确提出联产承包不仅在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可以搞，别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并不是不可以搞，同时强调，联产承包不一定都包到户，有的愿意包到组，有的愿意实行专业承包都是可以的，可以百花齐放。到了1984年，第三个一号文件那就非常明确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在中国的最先实践。

    1984年“一号文件”发出的时候，只有北方一个省省委常委会还没有同意全部可以搞家庭承包，其他28个省区市其实都已经搞了家庭承包。“一号文件”发出之后，一个多月，1984年春节前，这一个省也同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从这个意义上讲，党中央在观察农民的实践，调查研究分析农民的实践。从1978年底开始，一直到了1984年，才从政策上、理论上、体制上明确地肯定家庭承包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的伟大创造。

    1984年“一号文件”，中央开始规范家庭承包的政策，明确提出承包到户的家庭承包期可以延长到15年。1985年“一号文件”开始研究概括总结农村改革的重要经验。农村改革最基本的内容是确立家庭承包，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调整农业生产的结构，国家对生产对经营者应当进行从过去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的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等，这些基本经验其实到1984年在农村已经基本形成。所以1985年“一号文件”把基本的经验做了肯定，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农村改革已经建立起来的基本的政策框架或者体制框架。

    1986年的“一号文件”实际上开始寻求改革的新的突破口，农村改革最先开始是改革人民公社的经营体制，最终的结果废止人民公社，确立了家庭承包经济的地位。到了1984年农民积极性充分高涨的情况下，中国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8000亿斤，第一次出现卖粮难，农民的粮食多得卖不出去，价格跌得很低，伤害了农民积极性。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感觉到，农村确立家庭承包经营的地位，已经建立比较好的微观经营主体，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完善市场。于是，1986年“一号文件”开始提出改革统购统销制度，改革流通体制。从这一年农村改革进入第二步培育市场机制。

    所以前五个“一号文件”，中央在总结农民群众的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把经验上升为政策和理论，一方面不断寻求怎么样把改革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