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复活”？

“对各地政府来说，之所以热衷于商帮概念，最大原因是商帮符合发展本省经济的诉求，这面旗帜可以把本省内企业家凝聚起来，发展地方经济，还可以把离开本省的乡籍企业家团结起来，为本省经济出力。”

值得注意的是，商帮这一词汇近几年频频出现在各地政府官员口中。

今年1月12和13日，首届苏商领袖年会在南京召开，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全林出席会议。江苏官方和地方媒体亦有“近年快速崛起的江苏商帮”提法。

此次峰会上，许多入围“十大商帮”省份的重量级企业代表来得较少，具有些官方色彩的各省市工商联有不少人士与会，沈阳、山东泰安等地则派出政府要员参会。

“对各地政府来说，之所以热衷于商帮概念，最大原因是商帮符合发展本省经济的诉求，这面旗帜可以把本省内企业家凝聚起来，发展地方经济，还可以把离开本省的乡籍企业家团结起来，为本省经济出力。”一位研究者指出。

该研究者认为，地方政府此举有积极意义，这种商帮概念如果目的性过强，则可能倾向于地方保护色彩，反而轻视了对古商帮优秀商业文化的传承。

著名的十大商帮是指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陶水木对宁波帮、龙游帮有过研究，他认为，明清商帮的一般特征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在客居地都建有同乡会馆、公所，这是古代商帮存在的最重要载体。

明清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中，各地方商帮起着“连接”的作用。“发展到20世纪初，有八大商帮垮了，唯独留下了宁波帮、洞庭帮。”孔祥毅说。

而在解放后，随着同乡会馆、公所等的取缔，商帮在中国消失了数十年。1987年，有点类似商帮会所性质的全国第一家温州商会宣告成立。十几年后的21世纪初，又有人提出中国新商帮的说法。

仿佛一夜之间，商帮从故纸堆中“复活”，重新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

浙商研究会一位负责人认为，事实上，早在浙商崛起之前，粤商和闽商就可以具备商帮特征了。比如闽商，除闽籍华人华侨外，在省外投资的闽商人数已高达250万人。“粤商、闽商行事低调，影响似乎不如浙商大，其实不然。”

这位负责人分析，浙、粤和闽商之外，还有迅速崛起的苏商。“在本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后，高学历的苏商正在走出故土，已有接近百万的苏商离苏创业，游牧特性初显。”

江苏苏商工作室主任吴声认为，苏商与浙商显著不同，因苏南的富庶，创造了与浙商“草根经济”截然不同的“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此外，苏商主要是在省内创造了大批财富，企业家多数为高学历者，这几乎与浙商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