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发射基地巡访
酒泉：中国在此“一步登天”
四大发射中心定位各有不同
来自国家宇航局的权威资料阐述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要用于中低轨道和高倾角轨道的科学实验卫星及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任务。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要用于广播、通信和气象等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发射任务。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适合发射多种卫星，特别是地球低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可这仍然只是一个笼统的表述。
而今年9月22日刚刚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我国将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设新航天发射场。新发射场建成后，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大质量极轨卫星、大吨位空间站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航天器的发射任务。
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推出四大卫星发射基地巡访报道。
“嫦娥一号”奔月进入倒计时，远在沙漠边缘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发射架上没有“长征”火箭、载人飞船，大漠戈壁因为寂静显得更加广阔：“问天阁”里没有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对面正值辉煌时节的胡杨林人迹寥寥。
连空气中也弥漫着生活的气息。军人们接到爱人的电话，商量着下班后谁去买菜、谁去接孩子；一群没穿军装的女人聚在饭馆，热烈讨论煤气灶和电磁炉，究竟谁更节能高效。
可是，这里注定还要发生一些足以成为历史词条的事情，例如：一年以后，3名宇航员将乘坐“神舟七号”从这里升空，去完成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的任务。那时的航天城必将再次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如今天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聚焦全世界的目光。
转折
“921”工程改善中国航天窘境在“神舟”系列飞船发射之前，除了地点不同外，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已经建成的三大卫星发射基地似乎没有差别。载人航天工程实施后，这种局面明显改观。杨利伟拉近了社会民众和太空宇宙的距离，酒泉基地被看成宇航员启程飞天的地方。
就连发射基地的地名也多了几分生气。在此之前，发射中心因为保密的需要尽量淡化身份色彩，各个组成部分多以番号命名，“10号”、“14号”，听起来像机器一样冰冷。现在，宇航员活动的区域叫做“圆梦园”，居住的公寓起名“问天阁”，据说宇航员们居住过的房间，房门上还保留着他们的亲笔签名。
在专业人士眼中，令人振奋的变化，是发射中心新建了一批符合载人航天需要的基础设施。距离发射塔架约1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亚洲地区最大的总装测试厂房。在这里，火箭始终以垂直方式进行总装和测试，离开这里后，火箭又以垂直方式转运到发射架上。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曾告诉记者：过去我国航天发射，一直沿用的是导弹发射模式，分段组装、分段测试、分段运输。这种模式要求大量重复测试，可靠性也要受到影响。现在实现“三垂”模式，最大限度保持了发射和测试状态的一致性，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而20多年前，类似的技术飞跃，是中国航天人孜孜以求却又举步维艰的事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推动航天单位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以兑现商业利益的方式，尝试科研经费实现自给自足。1987年8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法国马特拉公司提供了发射搭载服务，中国航天技术从此走向国际市场。但这一步走得并不顺利，除因价格战导致利润微薄外，西方大国的态度亦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
中国航天此次转型受挫后，重新制定发展战略。1992年9月21日，国家批准代号“921”的载人航天工程，中国航天回归到“两弹一星”时代国家财政承担全部研发经费的“举国体制”。曾经参与航天服研制的一位老专家回忆说：以“921”工程上马为标志，航天的窘境不断改善。特别是总装备部1998年成立以来，笼罩在中国航天上空的阴云一扫而空，“很多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活了过来”。
最近，载人航天作为5项重大科技工程之一，写入《中国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这意味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还将继续创造若干个“中国第一”。它已经与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成为世界上仅有的3个能够执行载人航天器发射任务的地方。
轨迹
第20兵团→东方红1号→神五神六
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七工区，即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实际上，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也都曾经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酒泉基地是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地方。
追溯基地建设者起源，被诸多资料反复提到的是1958年10月从朝鲜战场上“神秘消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这支大军突然消失，引起美国方面高度紧张。
直到2006年9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才向媒体披露说：20兵团最后被挑选上回国的，不过128名干部。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尤其是美军的先进装备，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他们就说，要是我们武器再先进一点，我们可以少付出很多代价，所以当时我们就说还得要有自己的原子弹，自己的导弹。”刘庆贵这番话，可以视为当年基地建设者最朴素的想法。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由这批人建设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演变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70年4月24日，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尽管它只是一个能够发出声音的铁疙瘩―――从酒泉卫星基地发射成功后，举国上下万民欢腾。“东方红”1号对于中国的意义，邓小平在后来这样表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而今“东方红”1号的发射架仍然矗立在酒泉基地场区内，瘦弱矮小、锈迹斑斑，早已不敷使用，却记录了一个国家追赶、成长的心迹。
进入新世纪，“神舟”系列飞船陆续成功发射，被来自西方世界的部分评论解读为审视中俄战略关系的注脚，再次为中国在航天领域内的发展蒙上了地缘政治的色彩。
而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和“荣誉”往往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位技术骨干表述说：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产生这么一种和国家、民族的荣誉联系得如此紧密的感觉。
9号半
一支永不离开的部队
无法回避的是，陪伴“荣誉”左右的，往往还有“危险”。
基地东北方向一处被称为“9号半”的营地，驻扎着一支永不离开的部队。他们成行成列守望在戈壁深处，每一次火箭腾空都会掠过他们头顶。截至“神舟”六号发射之前，这里长眠着668位勇士，绝大多数墓碑，仅仅铭刻了主人的名字，即使是那些被授予“烈士”称号的人，也因年代久远造成档案记录语焉不详：“王来烈士：1965年10月20日，在特种燃料发生意外燃烧的紧急时刻，为抢救战友和国家财产，临危不惧，英勇牺牲，表现了革命硬骨头精神”。
“李再林烈士：河南省汝南县人，1967年7月13日，在和田场区执行导弹残骸搜救任务时，在同高温酷暑的斗争中光荣牺牲”。
李再林牺牲的详细情况已经难以追索，王来的故事尚有一个版本流传至今。42年前的黄昏，发射阵地附近，火箭推进剂突然失火。特种燃料顷刻将王来化作一支“火炬”。他抱起燃料桶，奔向戈壁滩，身后留下38个焦黑的脚印。设备和战友安然无恙。
宇宙探索是充满危险的活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
王来牺牲前3年，一颗酒精棉球引发大火，即将首航太空的苏联宇航员邦达连科，成为人类载人航天活动中第一个遇难的宇航员。王来牺牲3年后，格里索姆等3名美国宇航员在“阿波罗”1号飞船模拟发射时，因飞船失火而丧生。
在“阿波罗”1号飞船事故两年后的1969年7月，乘坐“阿波罗”11号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才终于在月球上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时隔30年后，人们才了解到，美国人已在发射之前做好了他们不再回来的准备。
1992年七八月的一天，极少下雨的戈壁滩，乌云密布，雷声低回。这是国防科技奠基人聂荣臻第五次来到酒泉发射基地。与前四次亲临指挥不同的是，这次他将骨灰留在烈士陵园，元帅和士兵埋葬在一起。
“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基地对烈士陵园大举修缮。有关部门买回“泰安石”，为逝者统一更换了墓碑。多年来，每当发射之前或者发射之后，都会有人来到这片墓园，向这片方阵敬礼、默哀。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传统，连升空前不能长期暴露在户外的杨利伟，也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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