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宿舍的白天黑夜

梁健平把辉仔带到与少年宫一街之隔的中途宿舍。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内嵌在墙上的书柜，是宿舍的全部家什。

这个八九平米的地下室，隐藏在东风街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里，人声、麻将声和台球撞击声相互交错。辉仔是这里的第一个客人。在找到工作以前，他可以一直在这里住下去。

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辉仔的样子还是把宿舍管理员王姨吓了一跳。“刚开始，确实有点怕，”王姨说，自己开始与这个特殊的邻居接触时，“很小心”。

辉仔把从“里面”带出来的衣服都扔掉。王姨拿儿子的一套衣服给他换上。辉仔似乎不大喜欢王姨送的拖鞋，把它们剪出一个缺口，不情愿地穿上。

    梁健平要求辉仔叫他“阿平”。他不希望跟辉仔的关系过于亲密，“这些从小没人理的孩子，一旦有人对他好，很容易产生依赖感。”他也承认，这个度很难把握，“太亲近了，容易有依赖；太疏远了，他会以为你抛弃他。”

　　“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梁健平这样说起这些孩子的心理成熟期。2003年，他曾在北京帮助过一个这样的孩子。这个仍在外闯荡的孩子，直到现在还很抗拒父母，只肯听他的话。“阿平”几乎成为这个家庭的另一个成员。

　　在辉仔刚入住的那段日子，王姨看见梁健平“几乎每天”都来中途宿舍，陪辉仔找工作。梁健平帮他争取到一个进厂做工的机会，月薪800块钱，包吃住，每月休息4天。辉仔觉得工资太低，不大愿意去。他想尽快挣多点钱。

　　大约一周后，辉仔有了出所后的第一个工作。这是梁健平介绍的，一份快餐店送盒饭的工作。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辉仔看不懂地址，先由人带着在附近走一圈，再让他去送餐。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是一次上电视的经历，还是捅了娄子。广州电视台一个讲述百姓故事的栏目，把辉仔的经历拍成电视。他的面部覆盖了一层“马赛克”，还是被老板娘从电视上认了出来。

　　辉仔受不了店里一个大婶的冷言冷语，在一次送餐的归途中负气跑掉——连带着几百块送餐款。在“阿平”的劝说下，他把钱还了回去。老板娘给了他100块钱，作为这几天工作的报酬。

　　“这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根据梁健平的观察，在老板娘从电视上知道他的身份之前，辉仔就已经开始厌倦这份工作，“这个事情刚好给了他一个逃离的借口。”

　　梁健平再次帮他在附近联系了一份服务员的活儿。辉仔的工作之一，是为来吃饭的客人倒茶。客人们看着他手上密集的疤痕，连说“不用”。他第二次尝到被炒鱿鱼的滋味。

　　梁健平认为辉仔“遇事不会检讨自己，总是感觉社会亏欠他。”辉仔身上的依赖性也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他不想自己去找工作，总是希望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他自己直接去面试。”

　　梁健平决定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开一些。

　　“我出事了，你快来，不然我就要走回老路上了。”一天，正在上班的梁健平接到辉仔的电话。几番追问，辉仔怎么也不肯说出什么事。匆忙赶到一家超市的梁健平，发现辉仔身边站着几个警察。原来是辉仔在超市里喝了五六瓶豆奶，保安发现了没钱付账的他，叫来了警察。

　　夜幕在夜宵摊升起的炊烟中降临。穿行到小区的尽头，走过浓汤香味四溢的汤水店，挂满烧鸡、腊鸭的烧腊店，辉仔来到一家快餐店，花5块钱买了一份两荤一素的盒饭作为晚餐，带回中途宿舍。这花去了他一天生活费的1/3。

　　出来“巡视”他的“领地”，是辉仔晚饭后的消遣之一。夜深无人，他喜欢坐在小区里体育锻炼器材上做运动；或者站在人行天桥上，呆呆地看着潮水般的车流从脚下流逝。

　　从中途宿舍所在的司马街出来，沿着东风路走20分钟，就是广州市人民公园。露天音箱里传出的音乐声中，中年妇女和老人们聚在一起跳舞、下棋；玩轮滑的孩子穿来穿去；暧昧的灯光下，情侣们相拥而坐。

　　辉仔喜欢坐在椅子上，看着昏黄的路灯照耀下的一切，感受公园里热闹的气氛。

　　“像我现在这样，一个月几百块几百块地挣，存够老婆本要好多年的。”看着公园门口为了迎奥运而摆放的花簇，辉仔不时为自己的人生忧虑。

　　他偶尔也会想起以前“潇洒的日子”—— 一段“有钱一起花，没钱就去‘开工’”的“共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