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呢？

杜钢建：从行政民主向政治民主推进，大部制是一个切入点，审议制是由行政民主向政治民主推进的一个关键点。

新京报：公众普遍担心的问题是，大部制成为部门的简单撤并，难以触及体制问题，在人事和决策模式上，改革部门应该怎样进行操作？

蒋明麟：要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政府、中介、社会各负其职，政府不该管的事情就不要去管，事情在自己手里不放下，怎么改都没有用的。

毛寿龙：“三权分离”，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这样才有利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部长的作用也将改变过去决策人和监督者于一身的状况，部长就是把民主、科学的决策取得老百姓支持，这样执行就会顺利。同时，监督权从决策中分离出来，监督权会得到很大提升。过去执行者得听决策者的，这是很影响决策效率的。

机制改革，就是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事企分开。事业单位改革会成为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就像以前的国企改革一样。所以这样下来，其实是部门“瘦身运动”。

新京报：大部制下的部门职能领域变大，权力与职责也相应增多，如何对部门实施有效监督？

蒋明麟：内部和外部的监督都要加强，外部有各类监督手段。内部还要加强官员的素质，此外还有机制上的制约，比如各类银行有中国人民银行，还有银监会。

毛寿龙：大部制改革，是要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都分开。现行的体制，决策和监督是由同一个角色承担的，而执行者往往要考虑决策者的“脸色”。所以过去的这种行政体制就造成“县官不如现管”的状况。改革后，比如执法者只对法律和决策负责，而不是对领导负责。决策、执行的分离，就会提升监督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