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从其第一条营业铁路——上海吴淞铁路——1876年通车之时算起，是123年；从其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通车之时算起，也有118年了。

百余年来，中国的铁路事业经历了新旧两个根本性质不同的社会。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这都决定了它在其发展历程中必然会遭遇到两种迥然不同的命运和前途。

旧中国的铁路事业，虽是史无前例的产业，但却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它的建设、发展和经营都被控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手里，其发展之缓慢和经营之惨淡，自不待言。新中国的铁路事业虽以旧中国的铁路设备为其物质基础，但由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一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70年代后期以来又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仅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旧铁路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当然，新中国的铁路事业在其长达50年的发展历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和由弱变强的渐进过程，在其前进的道路上不乏平坦与坎坷，欢欣与痛惜，经验与教训，胜利与失败。

这50年是中国铁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披荆斩棘、前赴后继的50年，这50年又自有其曲折的变化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铁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新的路线和新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铁路事业推陈出新，突飞猛进。

起步艰难的晚清铁路

铁路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蒸汽机应用于运输的结果，是社会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来说，自己大地上的第一条铁路——上海吴淞铁路——却竟是非法的“舶来品”。

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推动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和发展，蒸汽机的出现及应用为铁路运输以蒸汽机车为动力奠定了基础。铁路运输的高速度、大运量吸引着不少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兴建铁路。英国首先于1825年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公用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国也相继修建了铁路。亚洲诸国因工业比较落后，修建得晚了一些，其中日本在前，印度次之，中国在后。中国自办铁路，比世界上最早建成的一批铁路晚了大约半个世纪。

中国有铁路始于清朝末期。中国修建铁路所以落后于人，当然与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清政府腐败、保守、专制，唯祖宗之规是从，不肯接受新生事物。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已把世界铁路的信息传入国内。被称为“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在他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中介绍了外国修建铁路的情况。清末地理学家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也提到了外国修建铁路的情况。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王干在其《资政新篇》一书中，主张制造“如外邦火轮车”，计划“先于21省通21条大路，以为全国之命脉”。这些都未能使清王朝统治集团发聋振聩。他们把修建铁路、应用蒸汽机车视为“奇技淫巧”，认为修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因而顽固地拒绝修建铁路。

清政府不许中国自己修建铁路，不等于外国列强不图谋在中国修建铁路。后者主张在中国修建铁路，既因为它们看中了中国地大物博，有广阔的掠夺前景，又因为修铁路体现着它们侵略策略的改变，其目的是“以新辟的道路和交通，来代替旧时的战争和并吞领土的政策”。于是，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英国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众多的帝国主义列强也乘机而来，它们不断提出要在中国修建铁路的计划和照会。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总督提出“八莫路”计划，企图修建由缅甸仰光沿伊洛瓦底江，经过八莫到达中国腾越和大理的铁路。英国殖民地铁路的专家提出以汉口为中心，向中国四面八方修建铁路的方案。英、美等国在上海的商行联合请求修建从苏州到上海的铁路。英国甚至指使一位名叫杜兰德的商人出面，在北京的宣武门附近修建了一条长约0.5公里的小铁路，企图以实物作广告而事诱惑。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固守祖规朝制的清朝王室为其所惑，为其所动。

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条营业性铁路——上海吴淞铁路（又称淞沪铁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英、美合谋，诡称修建从吴淞到上海的一条“寻常马路”，把“吴淞道路公司”变成“吴淞铁路公司”，由英国在华的代理人——怡和洋行——背着清政府擅自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的。当中国政府要求其停止行车时，狡猾的英方却要中国出银28.5万两，分3次交款赎回，而在赎款未交清之前，仍然继续行车。更可悲的是，昏庸、守旧的清政府在交齐赎款之后，竟把这条有用的铁路给拆除了。由此可见，清政府的当权者把铁路视为“奇技淫巧”，到了何等荒谬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