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公报释放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

    主持人：公报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是农村改革的一个基本要求。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朱启臻：城乡一体化是构建和谐社会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仍然是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农村和城市分治，那么农民的平等地位就难以体现。所以说城乡一体化的提出，我认为比原来的城乡统筹更进了一步，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农民的待遇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以前我们谈三农问题往往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结果使本来是一个统一整体的三农问题割裂开来，使每个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而这次中央反复提出，特别强调城乡一体化问题，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全会也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首先强调了农村经济体制要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要基本建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于建嵘：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这是全会释放出来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此外,对于农村具体的改革措施,比如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土地流转制度,还有农村金融制度,这将是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还有一个更具体的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如果从历史角度而言,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100元出头,比1934年翻了近30倍。单纯从数量上而言,我们的绝对贫困已经降低很多,这是一大进步。但今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城乡居民收入比例达到3.33:1，显然,目前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有很深的寓意的。

    ■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

    主持人：那么，应如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真正做到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

    于建嵘：城乡统筹发展是这次三中全会强调的一个重要命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几年了。虽然有些地方也做了一些探索，但是这些年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实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在中国是具有刚性的，要突破这种刚性的障碍，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性的突破。

    比如，现在大家讲的较多的户籍制度，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说宣布农民拥有城市户口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户口背后包含了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规定；再比如，财政的转移支付问题，就有怎么使支农资金真正能够落实到农村和农业上面来的问题。现有的体制错综复杂，地方政府和干部甚至成为了利益主体，不仅和农民进行博弈，也与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进行博弈。这又使中央的很多提法和政策很难真正落实。在我看来，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就要从土地和户籍制度入手，就要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就要让农民土地成为农民的财产。

    党国英：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我以为也要在城市方面做文章，要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政策。今后还应按照中央已经确定的方向继续深化改革。为此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加强：一是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适当再快一点，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速度是1.6%，转移的形式应该包括长久转移，而不是现在常见的“候鸟式”转移。二是要加大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但对资金的使用数量、结构以及支持目标的确要认真研究，要讲社会经济效益。做好这些工作也要深化改革。

    实行积极的城市化政策重点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四是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祛除僵化的“设市标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