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6日）下午，上海市政协举行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动发展”专题研讨会。历时2个多月，在苏、浙、沪三地有关部门的共同支持下完成的14项专题调研在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内容涉及交通、物流、产业结构、水环境等各个方面。在直陈长三角谋求联动发展中需要突破的症结中，诸多声音汇成共识：追求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要带头主动对接长三角流域的各个城市，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竞争力。

焦点 建立“新经济生态”谋求共赢

在谋求共赢的主旋律下，市政协“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动发展”14项专题调研的报告几乎都指向了一种“新经济生态”：在竞争中求互利合作，在合作中求共同发展。

样本：三地大型物流园区已为德国2倍，但相当部分处于闲置

从建立跨地区物流集团和发展“江海联运”这两个建议案中，记者发现，物流业成为了市政协剖析建立“新经济生态”意义的“样本”。

据介绍，近年来苏浙沪三地已建和规划中的大型物流园区达60多个，这还不包括各种地级市、县自行设立的物流园区，约为德国的2倍多。但是，大量投资的物流园区和物流场站枢纽节点的建设有相当部分处于闲置，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这主要受制于区域物流运作中的地方保护带来的行政障碍，使多式联运未能实现“无缝连接”。“江海联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呼声很高，但由于涉及机构众多，“江船入海，难以实现”和“海船入江，成本过高”的现实仍然阻碍了企业发展“江海联运”的积极性。

剖析：避免产业同构，获取集群优势

谋求长三角经济联动发展，一个现实不可避免：由于产业发展基本上处于同一阶段，“二、三并举”推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明显，长三角产业发展长期以来重叠较多、竞争激烈；避免产业同构，获取集群优势，是实现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合理分工的建议》分析了造成长三角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不高的三大主要因素。首先，角色错位导致交流合作存在心理障碍，如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差异造成了经济合作中的心理障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苏和上海很多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还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被赋予的行政级别色彩，同级别的企业互不服气，不同级别的企业互不买账，导致企业兼并重组困难重重。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经济利益难以协调是另一块“难啃的骨头”，一方面以国家行政权力行使利益分配的体制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按经济实力实施利益分配的制度尚未形成，地方政府为了保持当地GDP指标的不断上升而动用行政手段，争投资、抢项目，客观上制约了企业兼并重组等经济活动的市场化进程。另一个障碍来自于长三角不同城市法制环境的差异，有的企业不习惯接受法律法规、制度的约束，而习惯于依靠当地政府特殊的政策优惠，而有的企业则恰恰对进入法制化程度较低地区心存恐惧，这些都影响了企业的正常流转和产业重构。

建言：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针对这些问题，市政协提出必须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思路，并提出了四大原则：首先是市场化原则，即分工必须是市场化的选择；二是合理化原则，既两省一市应保持三次产业之间的合理比例；三是专业化原则，避免“大而全”、“小而全”的“诸侯经济”；四是可持续发展原则，避免恶性竞争。

而上海更要表现出主动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合作精神，积极发挥市场作用，特别是要主动考虑新增产业的产业链合作和集群发展，谋求区域产业增量发展以突出错位为主线，形成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