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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杨宪益 

 
年轻时的杨宪益和戴乃迭。 （资料照片）
 

　　戴乃迭与杨宪益，堪称中外联姻珠联璧合的典范。

　　戴乃迭，原名Gladys B. Tayler,婚后易名为Gladys Yang,于1919年生于北京一传教士家庭。其父J.B Tayler,中文名戴乐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上世纪初到中国传教，曾任燕京大学首任经济系主任，并负责英庚款使用（派生赴英留学）事务；后又帮助中国创建工合组织（CIC），致力于赈荒救灾工作。母亲塞琳娜是传教士兼教师。戴乃迭行四，上有三个兄姐，下有一个弟弟。

　　戴乃迭在北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春节的庙会，元宵的花灯，清明的风筝，以及花轿、人力车、胡同和小金鱼，特别是那拉煤进城的骆驼队的悦耳的驼铃声，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戴乃迭家境优渥，在抽屉胡同有座玲珑别致的小四合院，北戴河海边还有栋小别墅。夏日她与姐弟们在海滩数脚印或骑毛驴游戏；冬日到燕京大学的湖面上溜冰玩耍。某日，戴乃迭与姐姐骑着童车在马路上玩耍时，被几个好奇的大兵围住，向他们发问、逗乐。母亲为此深感不安，于1926年带着儿女们返回英国。

　　戴乃迭在柴郡先读一年小学后，入瓦汗斯托堂的一家教会学校当了10年寄宿生。她的功课很出色，曾荣获一项国家奖学金。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当年牛津大学有许多俱乐部性质的协会，导师修文斯先生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协会。缘此，她结识了后为该协会主席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杨宪益本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国情结使她对杨宪益一见钟情。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日甚，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反日活动十分活跃，他将100多人的组织发展到了1000多人，钱钟书、杨绛、俞大缜、俞大絪等皆是成员。杨宪益到处发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一道参与，她也成了坚定的反日战士。戴乃迭回绝了英籍追求者B,认定了杨宪益，两人感情日深。

　　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一素质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对朋友们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戴乃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自结识杨宪益后，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杨宪益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两位异国青年日后在翻译界（中译英）造就辉煌奠定了基石。是时，他们合作译出了《离骚》。戴乃迭说：“实际上是杨宪益将中文译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对偶叙事诗。”译文发表后，着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大吃一惊，幽默地评论道：“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

　　1940年某日，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的宿舍中开了一个早餐会，正式宣布他与戴乃迭订婚的消息。

　　此前，戴乃迭的母亲已知女儿与一中国青年谈恋爱，明确表示反对。她召回正在巴黎度假的女儿，严正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并预言：他们的婚姻不会持续4年。戴乃迭是位有独立主见的女性，不为母亲的告诫所动。倒是父亲老泰勒开明、豁达。他知道后，为两个年轻人祝福，但仍告诫女儿：“先别忙着结婚，一定要在中国内地住上几年，如果觉得可以受得了那个苦，再结婚。”

　　1940年杨戴二人由沈从文、吴宓推荐，接到西南联大的聘书，决定回国。戴乃迭在办签证时遇到了点小麻烦。

　　签证官员问：“你一个年仅21岁的姑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中国？”

　　“我要去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我有合约。”

　　“你不能相信中国人的合约。”

　　“我跟一个中国人订了婚，我们将一起去。”

　　“你要是发现他早已有了两位太太呢？那我们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我父亲在中国，为工业合作组织工作。”

　　“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官员这才放下心来，给戴乃迭办了签证。

　　是年夏，他们经加拿大到香港。那时因战争故货币贬值，杨家已败落。杨宪益发现自己一夜间成了穷人，路费还是向准岳母借的。到了香港他们已囊空如洗，困居数周后，准备变卖行李结账。幸得戴乐仁的旧友陈翰笙博士周济，才于中秋之夜飞抵重庆，与逃难抵渝的杨母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