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年前的广东省两会上，广东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胡小燕两年来的履职征程却颇为崎岖。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再到今天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胡小燕内心深处的风暴似乎从来没有消停过。(2月25日《广州日报》)

应该说，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胡小燕，内心风暴，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本应是常态，但凡有责任感的人大代表莫不内心焦虑。而在笔者看来，胡小燕的内心风暴背后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其背后依托于无垠的民意大海，她的内心风暴来源于更为汹涌的农民工苦衷和困境，换言之，与她的内心风暴相比，现实涌动的风暴更为强烈。因此，透过胡小燕的内心风暴，我们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换个视角看胡小燕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就会痛楚地发现，农民工困境之多、维权之难，到了令人动容的地步。不妨以数字证明之。2008年3月20日，胡小燕的手机号码和QQ号被公开，但随后胡小燕发现，“3月21日凌晨三四点，手机就开始响个不停，充了三次电，还是很快没电，根本没法接电话。”从这天开始，胡小燕的手机天天被打爆，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电池换着用还是经常被打到没电。与其说这是胡小燕的烦恼，不如说这是农民工的烦恼，农民工的烦恼太多，但维权渠道极为有限。

那么，是谁让全国首位农民工代表“干着急”？表面看是农民工，但实际上绝非如此，正因为有些人不着急，胡小燕才干着急。

进一步而言，当前，农民工遭遇的困难和不公待遇多乎其多，但显然，一方面他们权利贫困，维权不畅，另一方面又缺乏足够的权利救济，因此只能找“有职无权”的胡小燕求助。但是，问题接踵而来，胡小燕只是人大代表，并无具体权力，正如她接受采访时所称，人大代表开会有权，会后无权，只能反映问题，不能保证后果。作为农民工代表，能做的就是指点农民工遇到问题该找什么部门。同时，这也折射出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正是那些本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部门渎于职守，胡小燕才无比繁忙；正因为胡小燕只是“有职无权”的人大代表，所以只能“干着急”。

是的，破解农民工困境，需要更多的农民工代表，正如胡小燕所称，“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2亿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而事实上，不是只有农民工代表才可以关心农民工问题，任何有责任心的代表都应该关心农民工问题。同时，仅有农民工代表还不够，如果行政部门不作为，不积极解决农民工问题，农民工代表也只能“干着急”。制度通畅了，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了，胡小燕才不会“干着急”。(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