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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城乡改革情况调查:万名官员下乡与农民进城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7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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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员段小军被成都市教育局下派到帽顶村任书记,发展当地经济。吴珊 摄

8月20日,四川掀起一场全省运动,万名市区级干部被要求下驻农村2年。他们带着先进的城市观念、丰富的人脉资源,来到落后农村发展当地经济。“干部下乡”的试验早已在成都市推行了大半年。

与此同时,“农民进城”的试验也在成都市热闹地展开。成都市的温江区正在将所辖的行政村改为社区,试验中农民土地的“双放弃”、村企合一中的“两股一改”都引起全国关注。

一边在“下乡”、一边在“进城”,最终的目的是为完善城乡统筹,缩小两者的贫富差距。

然而,改革在微观层面上亦表现出了重重困难。

驻村干部遭遇落后村民的不信任,懒散生活习性影响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村集体复杂的人事关系直接打碎了重组基层班子的设想;而在温江区,那些“进城”的失地农民则要肩负沉重的城市生活压力,个别农民流露出惶惶的心情。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从村民变为一个“村企”股东。

四川万名干部下乡助建“新农村”

早上7点,上班高峰期,当别人都向成都市区聚拢时,段小军的行程则和他们相反。

他驾驶着奥拓车离开市区,先在成南高速公路上奔驰,再爬上山路,蜿蜒行驶10公里,下雨时还要绕过几处塌方,最后在山林深处的帽顶村村委门口停下。

“刚来这里时,心里冰凉冰凉的。”帽顶村是全市114个贫困村中的一个。段小军是成都教育局科员,如今却是这个村的副书记。

从今年1月30日,段小军等市区级干部,按市委组织部要求,进驻基层政府和农村,他们要驻村两年,推动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

“下派干部除了能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还能引导村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冯军说,“新农村建设中,现有村干部年龄偏大,知识水平不高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8月20日起,四川省市县机关下派驻村干部在全省推开。4年中,将有1万名干部,分两批下派到基层。

“要转变村干部和村民观念还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在帽顶村遭遇过各种阻力的段小军已经感觉到改变现状的艰难。

“空降”村官

干部下派基层的试验先在成都进行,动员时少有人响应,在各机关人事部门“干得好,回来就提拔一级”的暗示下,动员难的状况得以缓解。

段小军每天要去的村子是金堂县最贫困、基础设施最糟糕的地方。当地村民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一到雨天,村路就变成泥路。村民如今还要到山外背水喝。

市委组织部一个干部在走访帽顶村后感叹说,“即使两年什么都不做,能呆下来,也很难得。”

段小军也没想过自己会来这里做村支书。他29岁,孩子刚满周岁。去年12月,段小军在市教育局看到“万名干部下基层”动员文件时,还觉得此事与己无关。“我们都是市里坐办公室的,说要下到村子里呆两年,大家对这个试验都很茫然。”

“干部不做公务员,而要去做农民,”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冯军说,机关干部们普遍顾虑的是:农村会不会太苦?没有农村工作经验能不能干好?只有两年的时间,干不好回来交不了差怎办?”

市委组织部规定,驻村干部享有驻村补贴,除一次性给予每人1000元的安置费之外,每月还有500元的补助,每年再给5000元的工作经费。

此外,下派干部原单位职级职务和福利待遇不变,晋级、评优、年终考核和解决家庭困难都享有优先权。

动员后的半个月,各市级机关的报名处大多都静悄悄的,人事部门开始主动出击,找合适的人选谈话。

段小军正是市委组织部看重的下派人选。他在四川师范大学读完经济管理的本科,又在工作期间攻读了四川大学的MBA研究生。段小军担心下派农村2年,会失去一些发展机会。

教育局人事处找段谈话时说明,农村工作的经历,对他个人未来的发展有好处。在干部任用上,他会有优先权。段小军才答应去村里试试。

在各个机关人事部门“干得好,回来就提拔一级”的暗示下,动员难的状况得以缓解。今年1月和5月,成都市分两批共计下派了605名驻村干部和驻镇干部。

芦笋赔本后的产业畏惧

帽顶村村民年均收入不足2000元,他们又不敢出钱做产业了,担心有投入没产出。

到达帽顶村后的3个月,段小军发现了比贫困更为严厉的现实困境。从村民到村干部,思想都极为守旧,村班子内部还有矛盾。“他们都觉得能吃上饭就很不错了。”

来之前,市教育局定下的任务是,一年之后,帽顶村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要增加800元。段小军说,“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发展一些产业。”

段小军让村支书徐吕学带着,跑遍了山村。他看见,村里的经济作物只有蔬菜和沙参,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镇里、村里要做些项目很困难,老百姓不愿意投入。”

帽顶村的村民已不敢出钱做产业了,他们担心有投入没产出。

2000年镇里规划让云顶村、兴隆村和帽顶村3村联合搞水果种植,镇上出一部分资金,农户拿一部分。云顶村、兴隆村做成了。帽顶村村民则不敢投钱做。

3年后,镇里又补贴帽顶村试点种植芦笋项目,由镇里一个加工厂收购。这次有村民愿意尝试投入。但镇里加工厂的资金链出了问题,没钱收购芦笋。村民种植的芦笋都砸在自己手里,从此对村上镇上的项目更加不信任,对发展产业也有了畏惧心理。

究竟该如何发展产业,段小军请来了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专家,进行田间考察。根据山区村的特点,最后决定指导农户在山上分层种植水果、花椒和核桃,并推广每家农户养殖一百只以上麻脚鸡。这是段小军的“果园养鸡”计划。

“这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实惠?”有了2003年的教训,村民一开始还是有疑虑。

段小军组织召开了几次村民大会,摆出了专家对此的看法,他还从市教育局申请来30万元资金,以降低农户投入的风险。终于,有个别农户愿意先行尝试了。

商业观念较量传统意识

村干部不懂找市场,没品牌意识,活动半径就是村子周围的五六公里,要注册个商标,他们连找哪个部门都不知道。

除了果园养鸡,段小军还帮助村里注册了一个沙参加工厂。但是让段小军诧异的是,村里的干部对于加工厂的想法还是停留在过去,认为这个厂子只是进行简单包装,然后等小贩上门,“他们不会主动联系销路,也不重视市场。”

但要培养村干部有市场意识又是件艰难的事。段小军说,农业投资公司的人来村里谈贷款,村里的干部也不懂得怎样谈,只能被动地接受安排。

而在另一个村子的驻村干部文国林也遇到相同的难题。“农业发展银行的项目部经理来和村干部交流时,农民啥也听不懂,银行方面很恼火。”

文国林说,村干部不懂找市场,没有品牌意识,摩托车都不上牌照,活动半径就是村子周围的五六公里。“跟他们谈金融、银行和公司,他们很茫然,要注册个商标,他们连找哪个部门都不知道。”

文国林为发展当地的韭黄产业注册了一个公司。可是,村班子工作散漫惯了,不习惯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按章办事,仍旧上午干点工作,中午喝点小酒,下午再凑在一起搓个麻将。文国林看到后就吼了,“这叫什么公司?公司就没个制度?再打麻将,我把桌子掀了。”

相比段小军和文国林,王一的想法更是“遥远”,让村干部难以接受。

成都市城管局下派的王一进驻了竹根村。那里虽然偏远,但自然风光好,还有温泉。王一觉得适合发展农业旅游产业。

“要发展,就一定要成立一个公司,作为法人去和融资公司谈判。”王一说,村支书不接纳这个建议,而是让王一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

眼前的事就是修路和拉电。王一进驻到竹根村近4个月。村支书马建平最爱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把电网改造好,把路修好,其他什么都不用你管”。

竹根村是个典型的山区村,村民居住地分散,电力系统不愿意到这样的村子投资,电网面积大,用户少。王一也去和电力公司谈过,但谈不下来。

王一想到的点子是,以较低的价格把土地租给开发商使用,让他们发展旅游经济,同时由开发商负责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我是在市里经济部门工作时,看到有人这样运作。但对村干部来说,是从未听说过的。他们不觉得这是真的。”

“视野不开阔,喜欢打小算盘,短期要见效益。”王一说,比如,路和电就是竹根村干部们心里最大的事,“他们算的是几十万的账,我算的是几千万、上亿元的账。”

段小军也同意王一的看法,他说,有了项目才能向县里和镇里要钱,县里基础设施的配套资金都是跟着项目走的。段小军通过他设立的项目,向市里县里申请到了100多万的基础建设资金。

段小军说,他现在每做一个项目,都会和村干讲什么叫产供销一体化等等,希望能逐渐地对他们产生影响。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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