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行政体制改革继续攻坚，在地区综合改革试点、法制环境、事业单位改革、行政审批等方面均取得一定进展。
● 政府信息公开、公务员管理、行政复议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制度，使政府依法行政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 各地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在强县扩权、行政问责、依法行政等领域取得明显进展。
行政管理体制既是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又和经济体制与社会各项事业紧密相关。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早在2005年中央制定的“十一五”战略规划中，就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了深入分析，明确指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意味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酝酿新的突破，在深化改革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就2007年，除了中共十七大对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外，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开始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从1982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算起，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大的改革。改革的成就是显著的：
首先，通过改革使中国的政府管理整体上由适应计划体制的管理，缓慢地转向了大体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其次，通过五次改革，也引起了政府自身的转型。从过去完全是管制型政府、全能型政府，转向一个能够注重社会管理、注重公共服务的政府；第三，政府的管理水平、管理能力、公务员的素质等，也有了很大提升。这是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在充分肯定改革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大体也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1982年以后每次改革都裁减机构人员，1988年以后每次都在转变政府职能，这么多年做了不少努力，但成效不显著。
第二，行政改革孤军深入。政府改革是重点，但事业单位改革整体滞后。在目前这种行政事业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下，机关裁员，事业增员，虽然也有利于实现政事分开，却不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更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传统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
第三，存在着明显的单一“行政思维”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是可以靠行政体制改革解决的，但事实证明行政改革只能解决政府管理的一些浅层次问题，深层次的问题大都涉及到政治体制，很难真正解决。正因为如此，直至目前，我们的政府依然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2007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就是针对目前政府存在的问题展开的。
二、政府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
1．政府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自身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尽管政府经过很多次改革，但是政府自身整体改革还是滞后的，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
二是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有严重的部门利益的倾向，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非常突出。部门设置的越多，相互之间概率交叉越高，责任边界越不清晰，实施起来各有各的利益。部门主导的政府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会导致公共政策扭曲、变异，政策制定的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内耗严重，决策代表公众利益的价值取向大打折扣，最终会把部门利益凌驾到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之上。
三是宏观调控在某些方面失灵，中央权威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地方主义明显抬头。
四是有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生问题再一次凸显，表现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就不了业。
五是尚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结构。近年来虽然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如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制定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中央部委的纪检监察实行垂直管理、中央对地方实行巡视制度，但腐败现象频发，有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执法违法现象屡见不鲜，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现象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问题比较突出。
2．政府自身存在问题得不到解决，可能激化某些社会矛盾。
这些问题应该说中央很早就认识到了，也一直在解决，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政府把行政体制改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试图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来解决政府管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以上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可能激化三种冲突：
一是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的冲突。如今政府面临的客观环境发生巨大改变，我国社会处在一个同时经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双转”阶段，给社会带来剧烈冲击。
建国以后先是经过几十年计划经济，然后通过政府强力，把经济发展方向由计划转到了市场。虽然这种转变相对而言很快，但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自然演变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缺乏自然历史的积累。
过去是依靠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对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配置，在几十年后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下，我国的收入差距快速地拉开，利益群体间的边界越来越明显，不同群体的矛盾、摩擦也越来越尖锐。
在这个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复杂过程中，一方面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另一方面如何分配社会利益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关注的焦点。政府如何掌控好利益分配的杠杆，成为现在遇到的最大难题。如果政府再与民争利、政府行为再不规范，它只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和冲突。
二是政府的不廉洁行为与人民群众公平意识的冲突。一方面，市场经济培育了社会成员的自强、自立、公平、竞争的全新意识，他们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政府公平、公正、廉洁、高效。但一些政府官员恰恰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腐败现象，致使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大大降低，形成心理上的冲突。
三是社会发育水平提高与政府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冲突。在计划体制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高度合一，政府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现在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盈利组织、民间社团组织逐渐发育起来，客观上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政府一方面要控制社会、保持稳定的格局，另一方面要让民间组织能够相对快速的发展，这对政府来说是一大考验。
3．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可能对公共治理造成新的压力。
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对政府的公共治理也会形成巨大的压力。
首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今天经济高增长是以另外“三高”为代价的，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靠战略口号还不能变为实际的行动。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中央政府就曾经明确提出要用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粗放式的增长，但是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官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绩观”存在冲突，包括对官员的选拔任用的价值标准、选拔体制、考核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官员的价值追求等。
第二，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可以说，现在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酿成一个大问题。这其中原因也许很多，但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讲，最主要有两大原因：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程度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载能力、政府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平正义出了问题。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共正义像天平一样，如果天平出现了不适当的倾斜，这个社会就会出大问题。目前的现实是，我国社会上层在精英化，但社会广大的老百姓在碎片化，在制定政策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争取公共政策的能力在不断下降。
第三，提高政府自我控制能力的压力。这方面政府来自社会的压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住自身的腐败现象；二是政府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财政支出行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阶段改革的起点与趋势——2008' 中国改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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