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加吉娘移民新村的几名藏族儿童在村外玩耍（9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侯德强摄　

羊随人走，要想真正落实减畜，退牧还草，前提是减人，减少牧民对草原的依赖，而减人的办法只能是移民——让部分牧民从3000米的草原下山定居，种地或是从事其他劳动，缓解山上的压力，以生态移民为契机，帮助牧民提高生活水平。

3000米的高度，其路程并不太长，但对这些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的牧民来说，这条路也许非常漫长、艰辛。下山，意味着放弃，也意味着得到；下山，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重生。

3年间，上万名牧民将携着他们的家当，走下山，来到一个令他们陌生的地方，开始他们并不熟悉的生活。

蒙古人种地，那还是蒙古人吗？

34岁的苏开，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很多，脸庞被紫外线晒得黝黑，眼神让人感到一种忧虑。

“我除了放牧，什么都不会。”苏开也知道山下看病方便，挣钱的机会多。可他也知道，干什么都需要手艺，可自己除了放牧，会什么手艺呢？

2006年9月，苏开同1355名牧民下山，被政府集中安排定居在农区的一个村子——察汗乌苏村。

这里曾是一个农场。平坦宽阔的土地上，一砖到顶的新房排列得整整齐齐，每间新房都有50平方米，都通了上下水和电，每户房前还有菜地、厕所。乡里的干部说，每间房子政府投入3万多元，每家的电视也是政府给配的。每户按人头每人还划拨了7亩地。为此，州、县每年自筹资金上千万元，政府期望牧民兄弟早点过上富裕日子的心情很急迫。

但急迫的良好愿望在现实中一次次跌落。从马背上下来，放下牧鞭的牧民们对政府给他们的一切心存感激地接纳，但对于他们陌生的生活方式，却矛盾地捧在手中。

“下山种地，那还是蒙古人吗？”和苏开有一样想法的牧民有很多。山上多悠闲啊，骑着马漫山转，累了下马躺在绿草上，望着蓝天想那些美妙的事，虽然生活苦点，但没有压力啊。

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这片草原上以牧为生，离开这个草原，放弃牛羊牧歌，怎么向祖先交待？

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山上山下的很多人都表示出不同的担扰。

才仁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作为一个蒙古人的后代，做为一县之长，他背负着造福一方，让乡亲父老过上好日子的重任。

刘进喜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身为巴州党委副书记、主抓新农区建设及生态移民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心里非常明白，要改变巴音布鲁克的面貌，使广大牧民脱贫致富，绝不仅仅是从山上搬下一些牧民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刘进喜说，这需要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做细致的工作，不然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刘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次移民，但因财力不足、配套措施跟不上，200多户下山的牧民，在山下呆了些日子后，又先后重返山上。

“每天上工都吹号，大家集体出工，挣来的钱大家分。”包海是第二次下山了，他时不时地回忆起十年前第一次下山的情景。

“第一次住进砖房，一拧开关，水就哗哗地流了出来。”包海和一同下山的牧民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镇上干部给派了活儿，包海在镇上帮别人收辣子，一天下来就挣了30元。那一晚包海兴奋得睡不着，他掰着手指盘算着，一天30元，一个月就是900元，两个月可就是山上放一年羊的收入啊。他打算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好好干，不就是出点力气嘛。

可没过几天，他的梦就落空了。辣子收完了，棉花也收完了，这些力气活儿没有了。盖房他不会，种田他不懂，做小买卖又没资金，包海和多数牧民傻了眼。

没了可以出力气的活儿，包海只好窝在新家里，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活儿，周围的一切都令他感到陌生。

200多户下山的牧民多数和包海一样，新奇慢慢淡去，焦虑和困扰弥漫了他们的生活。没多久，他们就拾起不多的家当，告别那红色的砖房，向山上走去。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移民。”刘进喜坦言，“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才算成功，“移民式扶贫是帮助牧民最终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也是把绿色留在高原的一个重要环节。”

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移民，被定位在“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并举”，以期实现“山上牧区生机孕育，山下新农村面貌初显”的目标。

而这需要将输血型移民向造血型移民转移。一方面，由县政府出面联系，让牧民与农场或企业签订劳务输出合同，免费提供生产工具；另一方面，调派农业种植能手，手把手教牧民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