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相联系，在军事领域，小平同志始终关注着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变化，十分重视“抓战略”。

1979年11月，军委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小平同志工作太忙，将不再兼任总参谋长，考虑到我曾担任过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军委作战部长，准备调我到总参工作。翌年1月11日，我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4月任总参党委副书记。

这时，国家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国际联合反霸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继续在我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并大规模入侵阿富汗，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有鉴于此，小平同志把“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80年代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战略委员会，由徐向前元帅任主任，我是成员之一。

我到总参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杨得志总长筹划军事战略方针调整、筹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亦称“801会议”。

此前，我们的战略方针被概括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8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高级干部思想得以解放，对“诱敌深入”提出异议，特别是军事科学院的粟裕和宋时轮同志专门向军委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总参的主要领导同志杨得志、杨勇和我都认为，战略方针确有调整的必要。我倾向于去掉“诱敌深入”，只用“积极防御”。鉴于事关重大，在听取战略委员会成员意见后，我们分别向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3位元帅和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认同。

1980年10月15日，小平同志在“801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示：“我赞成‘积极防御’4个字。”会议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研究了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实现了我军军事战略的重大创新。

为了拓展“801会议”成果，军委决定于1981年秋在华北地区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对全军高级干部进行一次战役集训，重点研究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组织与实施，被冠之以“802会议”。我是具体组织者之一。

1981年3月初，我受杨总长指派，召集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副司令员马卫华，研究草拟了大、中、小三种规模的方案。3月10日，杨总长和我向小平同志当面汇报，小平同志当即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并着重强调：要搞合成军，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部队阅兵式、分列式好久没有搞了，适当的时候要搞一次阅兵；总参要抓紧，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样子。军委随即批准成立“802会议”领导小组，得志任组长，杨勇、秦基伟和我任副组长。

小平同志在6月底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这是党心军心所向、众望所归，更促使我们全力做好演习准备。

8月中旬，我再次到现场检查演习和阅兵准备，组织部队进行了预演。此时，总参受领了为小平同志准备讲话稿的任务。我联想到32年前第一次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渡江战役纲要”时的情景，觉得写好讲稿的关键是深刻领会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充分体现他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特有风格。于是，我提议从明确新时期军队使命与任务入手，以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主题，做好军队各方面工作，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稿子拟就，不足千字，简洁明了，小平同志很满意。

8月27日，三总部和各大单位主要领导集中参加战役集训。9月12日开始，在张家口以北地区进行实兵演习，由北京军区和空军模拟演练敌军集群坦克进攻、空降反空降、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和战役预备队反突击共四个课题。演习规模之大，参观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都是空前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同观摩的人群一道为近似实战的精彩演习热烈鼓掌。

9月19日上午，隆重举行了阅兵式。小平同志阅兵后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这次演习和阅兵。他向全军发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从而明确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绘就了军队建设改革的崭新蓝图。

为了实现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总参在继续抓好全军军事训练、院校教育的同时，对全面加强全军各级司令部建设采取了新的举措。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据此，我提议召开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共谋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之大计。得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的赞同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的批准。1982年12月18日至翌年1月3日，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代表总参党委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了1983年的军事工作任务和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的设想，明确了1990年前或稍长一个时段，在干部队伍建设、武器装备发展、快速反应能力、军事学术研究、自动化指挥网构建和提高正规化水平等6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以会代训”，成为全军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的一个起点。

部队“消肿”，精简整编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总参始终抓住这件大事不放。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会后，我直接参与了军队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领导工作。具体由何正文副总长分管。第一阶段主要是减少人员。1982年，转入改革高层领导体制。一个重大举措，是将原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缩编、降格，合并到总参，改为业务部门。由于此举涉及面宽，政策性强，杨总长提议，三总部组织联合工作组，由我牵头，负责3个兵种整编的具体工作。我们多次与3个兵种的领导同志谈心，并召集机关干部座谈，共商改编后的任务、编制体制设置、领导班子配备和超编干部管理等问题。4月19日，形成了《关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改为总参业务部后的任务、编制问题》的报告，经军委批准后，于8月16日正式颁布命令：从9月1日起，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同时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兵种领导机构。

军队精简整编第二阶段的任务在1983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接着，我又参与研究深化军队体制编制改革问题，至1985年初，形成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为新时期的百万大裁军做了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