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创新 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

底蕴：多元融资 壮大文化产业经济实力

场域：培育市场 保障文化产业价值实现

在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承载主体和体制有两种，一是文化事业，二是文化产业。按照社会转型和发展文化经济的方向要求，文化事业要适应市场机制需要，转制为文化企业单位。理论上讲，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的终极目标都是繁荣文化，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它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文化事业是政府所办或协办的为了保障人们的文化权益提供文化服务或生产的非营利组织及其行为，其产出是文化价值；文化产业则是文化市场主体为了满足大众文化消费供应商品或服务的营利性组织及其行为，其产出是经济价值品中的文化价值。文化事业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只为社会效益。文化产业的良性运营则是按照价值规律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和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它是市场机制中文化发展追求利润与崇高的高度契合。可以认为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社会完善的文化事业。因此，面对市场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如何使完全由政府包办的文化事业有条件有步骤地转型为文化产业，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划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键在于分析它们产品对于公众消费需求的性质。按照经济原理分析，文化产品有两个极端种类。第一是公共物品，第二是私用物品。根据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物品指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人消费的减少。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存在竞争性或排他性，增加一个消费者并不增加相应的成本，亦即其边际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样的产品或服务一旦被供应出来，每个人的消费不影响它对其他人的供给，很难把任何一个享受者排除出去。例如城市建筑外观设计和雕塑作品很难要求它们的欣赏者分别消费、支付价格。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以及不可排他性，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生产者不愿涉足，同时也必然使消费者产生权利和义务上的困境。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对应的主体就该是文化事业单位。反之，产品具有私用物品属性、其消费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就可以作为文化产业企业。

按照现代经济学原理，企业是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产业介于微观经济细胞（企业）与宏观经济单位（国民经济）之间，是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文化产业就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企业群。因此：第一，文化产业像其他一般产业部门一样具有经济属性，必然是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必然与以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如学术研究、学术性书刊、图书馆、博物馆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二，“企业群”的性质也表明，文化产业同其他一般产业部门一样，是与可以进行批量生产并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的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第三，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行业，与生产和经营物质产品的一般产业不同，具有特殊的精神或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所以，文化产业既要符合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运营，又要接受意识形态管理。

在纯公共物品与私用物品之间，存在很多具有某种不完全公共物品特点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和服务，如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等，它们是准公共物品。这些文化设施和服务的提供在拥挤到来之前增加若干消费者并不会增加边际成本，例如在不拥挤的条件下多一位读者与图书馆无碍。但使用拥挤程度的提高会增加成本(等待时间延长、购置书籍和安排阅览室座位的费用增加)，它们事实上又是可排他(如在图书馆门口收门票)或通过技术改进(如把博物馆建成封闭式的)就可以降低排他成本，因此，可以收费也可以制订消费使用价格。但是，一些公益性文化设施和服务具有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或必须按照以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社会仍要求它们低收费甚至免费使用。这还是因为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特性和本质决定的。

中国文化事业体制改革始于1980年全国文化局长会议，此会首次提出需要对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管理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自此形成中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实质对立的二元机制。1984年全国编制工作会议印发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例行办法》把“事业单位定义为凡是为国家创造或改善生产条件，从事为国民经济、人民文化生活、增进社会福利等服务活动，不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为直接目的的单位。” 2000年“十五计划建议”，首次由中央正式提出“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标志着文化被划分为事业与产业两大板块，文化产业终于从“事业”中独立出来，开始遵循价值规律的作用。十六大正式将文化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文本界定，标志着文化的公益性与经营性两大板块正式确立。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 2006年开始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实验初步成效，但是其缺陷是：（1）由于文化单位属性的意识形态禁忌，使改革缩手缩脚，成效甚微；（2）文化体制改革有简单模仿国企改革之嫌，缺乏开拓创新。（3）在多数改革推动者心目中，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几乎同义，而发展文化事业、尤其是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以保障和实现大众基本文化权益，则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与忽略。因此，文化事业与产业悖逆的二元机制迄今尚未获得根本转变。其成因主要在于不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发展规律（包括文化市场化规律在内），一方面不善于对文化发展进行总体规划与宏观调控、不重视基础性公共文化建设，造成文化事业明显滞后的非平衡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又不擅于对多元性文化、文化产业人文价值进行价值向导、不擅于通过商业伦理规范的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全面发展，致使文化事业与产业之间相互隔膜、背离、挟制。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构文化事业与产业分途发展、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良性运行机制或模型。文化事业由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投入和各类社会公益性基金及企业、私人捐赠资金支持，比照公共事业方式从事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非赢利性）的文化活动，如基础性、原创性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基础性教育，文化遗产的展示、管理与维护，高雅文化与特殊民俗文化的创作、创新与表演，公共文化的传播，基础性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等等。文化产业则主要由民间资本或各类混合资本支撑，根据市场化原理并遵循商业伦理和人文规范来对消费者提供各类赢利性文化产品与服务。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投资发展文化事业，借以提高大众文化水准，实现文化权益，培养文化消费市场，滋养文化产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掘文化产品的私用物品属性，使原有文化事业的产业属性显露，保障其必要公用物品属性的前提下，逐渐着陆于市场机制之中。

实际上，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公共经济学的观点看，文化产品和服务很少有真正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公共产品来监管的原因是在于其内容具有超出一般物质产品的文化价值属性。但是，内容监管的必要性并不是将文化产品和服务从私用产品转变为公共产品的充要条件，并不一定只有作为公共产品，由国家直接生产和提供才能保证其价值的实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将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私用产品监管，发挥了良好的价值传播作用。质而言之，意识形态是文化产业的特殊价值属性，如果没有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产业所负载的文化价值是无法滋养国民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国情认真分析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属性，认真借鉴学习发达国家文化机制的成功经验，加快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构建起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和谐共进的文化体制。这样，一方面文化产业获得文化事业的养育，提升其产品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另一方面文化事业获得文化产业的反哺，增强文化力的原创底气，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比肩发展，文化有效整合，社会和谐发展。（陈锋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