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危机时代纠正价格失衡与价格稳定的应对策略

统计数据表明，几乎所有的要素价格（包括石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等）都呈现出周期变化的特征。近一时期，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流动性冲击下国际市场暗壑丛生、价格异化现象更为突出。在我国整体经济金融还缺乏风险控制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管理国家和国民财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如何改变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和价值体系？如何加强价格宏观调控？需要更多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因此积极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变化，把价格波动幅度控制在合理区间，并防止经济金融大起大落，需要把握好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边界和平衡点，需要科学的应对策略和有效的政策工具与评价尺度。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出现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在此情况下，资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具有非稳定性，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传导途径、作用效果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进行结构性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不能仅仅关注实体经济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而是要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目标（金融体系稳定、资产价格稳定）。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转移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调控中介：增长率+通胀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货币政策应将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纳入调控范围。

金融危机中各类要素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严重失真，偏离了价值增值的基本原理。首先，对虚拟资产价格而言，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通过消费和投资的组合，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这二者之间均衡与非均衡、协调与背离的关系，则是通过利率、利率、资产价格和信用增加额等作为传导媒介的。因此课题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量指标的比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流量指标的比较、价格泡沫（显性泡沫和隐性泡沫）以及泡沫系数（膨胀为正，紧缩为负）等变量”作为重点监测指标。因此，拓展的货币政策调控将更有利于统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够稳定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

对于实物资产价格而言，此轮价格危机的典型特征是石油、粮食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先行上涨，而造成价格上涨的原因固然有需求增大的原因，但国际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化及其价格形成机制的缺陷也是重要的助推因素。通货膨胀仍在全球蔓延，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缺陷、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全球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衡。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交易货币和结算货币，非国际货币国家为了防范风险和维持汇率目标，不得不被动地持有美元储备资产。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缺陷，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因此稳定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避险体系有助于国内能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定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国内角度而言，稳定价格策略以及深化价格改革要对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垄断行业价格、要素价格等进行“攻坚”，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一是建立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状况和环境代价的资源价格体系，二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三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