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价格异常波动与失衡如何成为全球危机的风险链条？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每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前都伴随着资源（石油、原材料等）价格或资产（股价、房价、汇率等）价格的剧烈波动。例如，日本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经历了一次典型的泡沫经济，突出表现在随着实体经济的扩张，股票与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货币供应和信用迅速膨胀，到了90年代初泡沫崩溃，房价和股价暴跌，此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衰退。90年代中，墨西哥由于金融管制放松，大量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造成投机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破裂后，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比索急速贬值，股市爆泻，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打击。但仅仅过了两年，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后，随着泰铢急速贬值的导火索点燃后，亚洲金融危机又全面爆发。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现也为全球的价格危机。其摧毁的是扭曲亢奋高速攀升的能源、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体系：目前CRB指数已经从高位下跌近40%，原油高位下跌超过70%、黄金高位下跌20%、铜高位下跌48%、农产品中大豆高位下跌超过45%；一起摧毁的还有全球贸易结构关系、经济合作关系等等。这是一次在经济运行周期配合下强制纠错、扭转全球资源价格错配和经济畸形运行的经济危机。

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相关性来看，价格是经济运行的信号甄别系统，由于价格的敏感性，因此往往作为经济周期的晴雨表。一般而言，经济周期总是经济扩张——资产价格飙升——商品价格飙升——资产价格回落——商品价格回落——经济收缩——经济萧条。因此，可以说中国经历了一轮从资产价格膨胀、资源类商品价格膨胀，到商品价格膨胀再到资产价格回落、通货紧缩的经济周期。

那么全球价格变动中的结构关系和传导机制如何？它是如和演变为一个风险链条的？事实上，价格传导通过国际分工渠道、国际贸易（国际收支）渠道以及国际金融渠道使全球主要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及其衍生品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市场指数的波动特征出现极强的相关性，股指-黄金-石油-美元（美元指数）的波动关系形成全球价格波动的标示性信号，凸显出全球金融周期的同步性（如图1所示）。

图1 1990年至今黄金—石油—美元走势

价格波动改变了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体系，从而从实际产出、消费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等诸方面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从全球经济的整个生态链上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提高了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资产流动性，并利用这些业已呈现泡沫的资产来置换亚洲制造品和国际大宗商品生产国的要素资源。即本轮全球经济增长的行情是美国等发达市场利用易于泡沫化的金融资产来换取其他国家的实物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讲这轮全球经济增长根源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借贷关系。

近年来，美国的过度的消费是建立在被日益垒高的资产价格泡沫所产生的财富幻觉基础之上。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最终使亚洲国家制造品更容易出售，从而也带动了亚洲制造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而欧洲资本、石油美元和亚洲贸易美元等参与美国资本市场的角逐，一方面弥补了美国过度消费所带来的贸易赤字缺口，另一方面使得美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呈现扩展并暂时得以维系，使得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获得全球资本的支持。

然而，建立在这种资产价格泡沫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繁荣，不仅具有不稳定性，而且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必然破裂(已经开始发生)，而伴随资产价格破裂的将是全球经济的放缓和衰退。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全球资产价格泡沫得以维系主要依赖于货币推动；为延缓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市场通过结构型投资工具等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产生了更多的流动性，制造了更多的信用货币来维系资产价格泡沫的脆弱平衡。

从贸易分工的渠道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除了被动地接受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所传导出来的经济滞胀风险外，自身也内生着诱发经济滞胀的风险。一个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制造圈)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要素价格管制措施。在发达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尚不严重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扭曲的要素价格和扭曲的比较优势作用下，对发达市场由于资产价格泡沫所带动的通胀上行苗头起到了遏制作用，保障了全球经济度过了几年失衡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年代。但随着能源等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飙升，中国等通过对要素价格管制使得制造的成本优势变得难以维系。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产业升级上升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成本越来越高。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要素价格的逐渐理顺，整个全球经济开始逐渐失去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反通胀支持，

从全球收支体系看，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美元往往意味着对本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需求增加，导致本国实体经济增长；而通过经常项目输出美元，在黄金非货币化的条件下，意味着对本国实体经济的需求减弱和对本国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资产）的需求增大，这将导致本国制造业外移和经济的虚拟化，并通过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这类高增长性低端生产者进行国际生产分工，将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输入到这些后发国家，造成全球收支体系的重大失衡，为全球性危机埋下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