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10月20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突出问题。三中全会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功能，将努力使农业银行成为商业性金融服务“三农”的骨干和支柱，加快发展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香港作为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应把握三中全会所提供的机遇，充分发挥香港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内地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

文章摘录如下：

日前，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这次全会专题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经济形势危机四伏之际，中共新领导层又一次把目标重新锁定在农村改革发展，实际上着眼于整个中国社会改革的全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在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时指出，抓住农村改革发展这个重点，就能掌握整个改革开放的主动权，就能带动中国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须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众多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这包括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村民生问题、农业科技交流合作、基层民主管理等工作。毋庸置疑，中国内地如果能加速建设拥有9亿人口的新农村，无疑可形成新一轮经济发展动力，为中国创造巨大的内需市场，亦为世界带来诸多的新机遇。

从近几年中央政府平衡经济发展的努力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拉动内需早已成为中央决策层的共识。不可否认，30年前那场始于农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无比的活力，出口型经济、市场化战略得以建立。不过，中国经济虽然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却透支了中国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使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受制于外部环境。当前，伴随国际经济大环境逐步低迷，出口的拉动力量已明显减速。

专家认为，农村发展滞后严重制约内需增长，这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34.35倍，但本就比农民富裕的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达52.02倍，以致城乡居民人年均收入差距不减反增，由1977年的2.22倍扩大到2007年的3.33倍。因此，农村建设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新一轮农村改革走向备受世人关注。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最大的市场无疑在农村。九亿农村人口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将是持久和不可估量的。可以预见，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黈实推进，农村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并提供无限商机。

常言道“农业稳，则天下安，农民富，则国家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政府针对农村工作发出了10个“一号文件”，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增加各项农业投入；从掀起清欠风暴，到推进征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到加快农村教育、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着力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使内地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愿景。

值得关注的是，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允许农民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村改革方案，国家将放宽农民对承包土地的转让权、出租权、入股权及抵押权，农民可用土地向金融机构融资贷款，更可以把零散的土地合并，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农业产出。土地承包期也从三十年延长至七十年，成为“永包制”。这是惠及亿万农民、促进市场内需的战略决策。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央再度启动与发掘农村巨大的潜能，意义极为深远。惟今时农村改革之复杂与艰难程度均超过当年，国内外形势也远较当年复杂，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之路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内地允许农民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将得到有效评估，银行据此可为农民在城市安家就业、子女教育、规模化种植、现代养殖等等投资和经营活动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他们及早跨过艰难的积累过程，实现高速发展。业界人士认为，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最新举措，将会启动多年来徘徊的农村市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将有力地促进内需，显示出繁荣昌盛的市场活力。据评估，工商界人士可考虑投资涉及农业相关产业：包括农药、化肥、农机、种植业，以及农村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收入增长后农村消费增长的行业：包括食品饮料、家电等。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村金融资源稀缺，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求，已成为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突出问题。三中全会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功能，将努力使农业银行成为商业性金融服务“三农”的骨干和支柱，加快发展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香港作为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应把握三中全会所提供的机遇，充分发挥香港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内地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有志之士还可在内地农村积极开展兴校办学、科技扶贫和农业科技交流合作，探索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在为助农扩大内需作贡献的同时获得双赢。(杨孙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