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区域化和金融支点

尽管如此，庞大的金融城造城运动只是一个城市愿景的面相之一。辐射国内区域经济，进而成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核心大都市，才是这些城市最为恢弘的目标，金融只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道路之一。当然也许是最重要的道路。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金融的积累和支持。当地的金融总量、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和水平。因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环渤海要发展，就必须在北方建立一个金融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向荣解释说。

事实上，这正是当前国内各地争建金融中心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观历了中国率先崛起的珠三角、长三角的经验之后，以及参考国际案例，金融业的发达正成为当前中国各地主政官员心中的一个阿基米德支点，而这又正切合了中国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大计。

从环渤海到京津冀，从东北振兴到中部崛起，从西部开发到中亚合作，从北部湾再到泛北部湾，每一个区域的繁荣都迫切需要金融业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在地域面积等同整个欧洲的中国大地上，出现多个金融中心并不为奇的看法正在形成共识。

而在此间，经由各地经济发展所支撑的中国经济总体复兴，亦正呼唤一个与之地位相应的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出现。而这一切，也正与中国推进的金融业纵深改革和全球金融一体化大势息息相关，与中国正在谋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新定位紧密勾连。

定位与筹码

吴念鲁援引国外案例指出，一国之内可以并存多个金融中心，如德国的法兰克福、汉堡和慕尼黑；日本的大板、横宾、东京等等。但以纽约和伦敦等顶级的全球性金融中心为例，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只有一个，他建议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国家应支持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经过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加上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众多的海内外金融机构云集，已为当代区域乃至全国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其不仅产业群全面，而且国际化程度高。

此外，上海还有国家战略规划方面的扶持。其被钦定为中国将来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与之相比，北京定位则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天津则定位于北方经济和航运中心，都并无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潘英丽看来，三大城市在一定的金融领域各自具有部分的国内金融中心性质。上海以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股票主板市场为主要特色，北京以金融决策和银行中心为主要特色，天津则可能在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形成各自的特色。但综合各种情况，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更为成熟。

而在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看来，金融是一个“市场+机构”的组合，机构跟着市场走，市场的辐射面则能够超出区域范围扩散到全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因为拥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因此建设国际中心的优势更加明显。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北京和天津不可能在区域性金融建设的过程中把握机会。吴念鲁指出，北京不仅金融总量大，而且汇聚了金融监管机构和各大金融机构总部，具有金融决策的信息优势和总部经济优势；天津被定位于北方经济中心，其金融方面允许先行先试，两者可以合建北方金融中心。

政策与变局

事实上，三个城市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自身的优势与短板，并采取对策应对。在北京的最新规划中，北京提出要争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建立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功能，促进商品交易中心在北京发展，推动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正成为最鲜明的努力。

天津则正着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私募股权市场，打造门类最齐全、链条最长的一个全球基金基地，并争建全国性统一的柜台交易市场，探索综合经营和离岸业务中心。

上海则在既有的优惠政策上，考虑制定和实施新的金融发展战略，包括研究并推动金融创新试点，以及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合作和交流、营造金融文化氛围，进一步力图提升金融业发展的软环境。

尽管业界普遍认为，由于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成熟的商业和文化环境，上海更有利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但在尚须国家政策的一定扶持发展，以及其他城市竞争的格局下，中国金融版图的未来走向仍然充满变数。(记者 谢晓冬 邹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