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控制在4.8有难度

方兆本：我觉得他们讲的很清楚。我想谈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听了温总理的报告。我们控制目标是4.8，我的感觉，控制4.8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主要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观点，物价问题一定要和就业的问题联系起来。不能想象，我一边要控制物价，一边又要充分就业，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另外一个观点，我们考虑CPI的事情，要考虑到我们是在转型期，我们很多改革没有完成。黄教授是国际金融专家，当我们汇率机制在形成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这个金融改革在进程中，我们离完全有效市场的距离还很远。这轮物价上涨之前，才有高速公路上的大客车都排队，是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吗，以前是驾驶员到这儿可以发老保用品，现在是如果你给加油站塞一百块钱的话，你可以加满油。而加一百块钱的油只能跑到下一个加油站，完全打破了市场的规律。它是额外价格，额外价格的原因是因为你硬性的行政条款，我比较担心的是通过硬性的管制、硬性的行政来控制这个物价以后，它并不能真正控制这个价格，而是造成价格扭曲。价格扭曲以后递出来的信号就是错误信号。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我觉得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下去，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汇率机制形成的步伐，都要有序地往前推进，我想CPI才能真实的反应经济，才能优化配置社会资源。

黄泽民：目前物价的上涨到底是结构性上涨，还是全面上涨……

方兆本：我认为，不宜过早下结论。MF是有定义的，要几个月的指标，咱们国家到底按什么定义来，这个定义在中国认可不认可，这都是要研究的问题。

黄泽民：争论这个问题，一个是时间稍早了一点，还有一点，意义不是很大。4.8是不是能够真正控制住，这个当中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商品之间，包括劳务之间是一个价格链，有很多东西现在没涨，不等于明天没涨，当然今天涨的东西，不一定明天涨。如果从对策来说，从宏观管理来说，恐怕需要注意。第二，不要指望你涨工资，物价会涨，我们当然希望工资涨。

方兆本：只不过希望物价比工资涨的慢一点。

黄泽民：我们这一届政府，当然过几天还要选出新一届的政府，这届政府非常关注民生问题，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但是没有好好地做研究，就是说不同收入群体，它的收入增加以后，边界效应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中国就存在这么一个低收入群体的话，他们增加收入，推动了边界消费品。如果这个问题研究明白的话，就不要太看食品价格上涨。而且我们还需要扩大内需，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基本货币投放等等，都跟收支不平衡有关系。如果说扩大内需，各种各样原因跟不上的话，物价上涨的话可能也是一个结果。

郭田勇：温总理的报告中说经济增长控制8%左右，CPI是4.8%，第一个目标有利于第二个目标的实现。我们这几年经济增长都在10%以上，去年11.4%，我们要刻意把经济增长压下来。我觉得从两个方面解释，第一是讲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高能耗，高污染，要保护环境；第二，我们刻意要让经济增长放慢一些，放慢一些结果就会使各方面的需求，包括投资需求等各方面相对弱一些。弱之后，第一个目标就有利于第二个4.8%目标的实现。刚才方老师也讲，4.8确实是一个压力，或者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我想各方面，如果说这块配套了，各方面做的好，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实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郭田勇：温总理的报告中说经济增长控制8%左右，CPI是4.8%，第一个目标有利于第二个目标的实现。

我们的CPI权重应该调整

方兆本：美国CPI的权重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权重我觉得有科学研究的必要。因为现实的经济生活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服务类消费是在增加。另外，大家应该注意到从统计上来的数字，还有一些是活跃的经济，谁统计过收藏品价格，谁统计过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家政服务。我接触我周边的朋友，上一个月左右，在短短的十天之内，来到家里的钟点工，今天说别人涨了七块，明天八块，后天就十块，可以在短短的七八天之内上涨这么多，据说现在北京家政服务，管吃管喝，一千五百块钱的，还有很多家政不干。他们也有道理，说吃喝都贵了。我们的电价、水价控制有好处，照顾老百姓的生活，但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信号就是失真了，因为他们觉得不贵。喝茅台酒的时候，他可能就放着让它流。

黄泽民：面临目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如何来做这个宏观调控，一方面在短期当中尽可能使物价不要大幅度上涨，这个会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在管理当中，要尽可能地发挥市场化调节作用，不要完全走到行政化的管理上去。在宏观管理当中，前段时间我看媒体上也有一些说法，有的地方发行了一些票、券，我想这些同志的出发点都是

郭田勇：我们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太快、太高，我们去年国家财政收入五万多亿，如果每人发一千块钱，才发了一万亿，中央财政还有四万亿，这个钱够花。

黄泽民：减税我赞同，但是发一千块钱的话…

郭田勇：这是感性，极端说法。如果给那些低收入的，可以给他们两千块钱，你这一千就不要了，给他们，他们就能买得起肉了。

主持人：CPI上涨受损最大的就是老百姓，食品消费占的比重比较大。

张新法：两会期间结合总理提出的四大目标，就是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其实对应的就是宏观经济控制的四大目标。GDP增长大概控制在8%左右，CPI是4.8%左右，新增就业人员从一千万，和国际外贸顺差有所改善。怎么看这个预期目标，四大目标里面，GDP增长率的8%，政府多年一直是这么设定的，我觉得中央政府不要把这个看的太高，因为地方政府，省一级，市一级增加会层层加码。我们每年都说8%，但最后都10%以上，总体来讲经济增长这个8%可以视为政府可以接受最底线的东西。在我印象中，GDP低于8%，就是98年的时候，东南亚经济危机。

张新法：对，十多年来当中低于8%的增长。现在是又好又快，总理提了几句话，包括优化结构、提高效率、降低能耗。关于就业，我觉得也很重要，城镇新就业人员一千万，城镇登记失业是4.5，去年的失业率是4%，新增就业是1204万。

方兆本：这个跟国外的不一样。

张新法：对。中国就业指标的设计，统计局是最没有概括性。他可能不去登记，第二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不去考虑。中国就业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像农民工，包括城镇的那些，流动性很大，今天可能在岗，明天可能就不在岗了。今年就业指标，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它的意义胜于往年。因为今年通胀可能还是比较高。这样的话，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是能增强他们抵御通胀的能力。另外这届政府非常重视民生改善，也是一直把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关于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主要还是说CPI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有挑战性，本身现在就是一个上升周期的高点，第二人民通货膨胀的预期发生变化，都认为物价止不住。再这样下去，人们就会产生幻觉，那就是货币流通速度快了，把钱花出去，不往里存了。再有一个，对企业来讲，会提出新的要求，如果物价是这样的循环，发工资的话，这轮投放会增加。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咱们现在一些商品供需结构，包括推动因素和劳动力，服务业价格的上涨都在开始加速。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这是局部的，但服务价格，包括维修服务等等都在提高。现在来看，并没有出现劳动力的全面上涨。但是从企业来讲，这个成本上阵非常明显，新的劳动合同法，咱们国家尹养老、保险、医疗制度设计我认为是不合理的，现在企业背负的负担很重，打工的人没有从交的钱里面获得什么好处，比如说深圳那边农民工退保，企业要负担20%的养老保险，然后存在一个账户上，双方都不能这个钱，个人要扣8%.社保体系在全国不能转，今年在深圳打工，明年去长沙，这个不能转。

方兆本：这个问题，今年代表也有提案。跟这些东西没有完全到位也有关，真正到位了，出来的才是真实价格。

张新法：这一轮物价上来的的比较急，比较快，政府对价格监控方面，包括昨天马凯谈到的，控制通胀的三招，一个是扩大供给，扶持生产；第二个是对弱势群体提供直接的生活补贴，中间环节是搞监控。我觉得这种监控，价格管制在市场化的今天，确实要慎重。如果说它的好处，可能短期里可以消除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个需要多考虑。现在这个事情争议也很大，97年制定的《价格法》，按这个《价格法》来套，政府的很多做法有质疑的因素，因为搞这种监控，必须制定价格和成本调查，第二个来讲要举行听政，就是说搞价格监控，必须要遵守法律程序。它的后果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说反应不了资源稀缺程度，会错误地引导生产。

张新法：为什么居民CPI控制比较困难，原来政府说出资源价格反应，包括资源税的配套东西，你能不能及时地推出来，我感觉这两个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做到。用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资源价格如期开展，跟国际接轨，把CPI直接0.5个点，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安全市场化。现在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把它压下来，没考虑怎么改的问题。

方兆本：现在的目标是“两防”。

郭田勇：现在感觉价格还没有真正反应出需求，好象我们还存在一些隐性通胀，如果把这个隐性加上，CPI要高得多。中国市场经济仍然还在转轨之中，我觉得我们完全把价格交给市场去决定，应该说我们很多条件并不成熟。比如说电力企业，包括这些国有资源型企业。我下一个结论，比如说你把这个价格降一下，企业属于非竞争性行业，如果把这个价格放开，因为他来独家垄断，价格又可以提高的非常多，那也只能用它的电。在我们市场经济转轨仍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仍然要对价格进行一些调控，或者一部分的管制。温总理报告里面也讲了，包括未来的价格改革，你刚才说的资源税，就是把握价格改革的节奏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设想完全交给市场去决定，比如现在从商业贷款来讲，如果看美国西方发达国家，有哪个国家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控制银行贷款，银行想贷多少就贷多少，中国为什么要控制呢，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银行在经济过热局面下，它会认为经济非常多，这么多企业找我贷款，企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银行会推出大量贷款，使得这个泡沫越滚越大，其实这种欣欣向荣可能是一种表面。如果国家不控制，未来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黄泽民：今年我们是转轨时期，在发达国家，也并不是说所有商品价格都不管；作为通过行政力量来垄断的这些行业，应该是接受全社会公众的监督。这次开政协会议，我提了提案，就是要求国有企业基本上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标准，来披露它的信息。当然，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国家机密的问题，可以公开的公开。国有企业，它的股东是全体公民，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份。因此你应该向社会公众公布，披露你这个企业的经营信息。现在很多听证会搞的非常扯皮，听证会方方面面的非议很多。社会公众根本不了解你的经营状况，比如你的人事成本，这些东西你都公布，在听证会上信息处于弱势的一方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些东西，特别是行政力量，这个没办法的话，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价格完全放开不得了。在通货膨胀管理当中，我感觉它还是要注意其他关系的平衡。比如说还有一个就业问题，控制的太死，也不行。

主持人：高增长，高就业。

黄泽民：还有一个就是扩大内需，因为我们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我们整个经济的结构，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内外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还要考虑内需进一步扩大的问题。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银行这一块，现在大多数都成了上市公司，我们从金融理论界和金融事务界，在研究市场化方面，这些年也有方方面面的成果。我认为在市场化当中还是稳步的，根据实际情况来推进。这块如果不推的话，价格失真也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

黄泽民：我感觉对低收入群体还是要进行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