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还厉害”
——对话杨宪益
人物周刊：回望一生，您对命运抱何态度？
杨宪益：我无所谓，我不信命运这些东西。不过大家都说，算命的还算得有点道理：我幼年丧父，我儿子后来也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家里惟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们把我的一个自传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周刊：在您的自传里，算命先生出现了不止一次。你骑着阿拉伯马在埃及沙漠夜游的时候，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凭你在他掌心里做的记号道出了你的未来。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这和您后来的经历很相似。
杨宪益：对，这事就发生在我认识我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我还是不相信命。
人物周刊：乃迭这个名字很美，这个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杨宪益：那是我翻译的，就是简单的音译。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变成乃迭了，没什么特别含义。我从小是冷冷清清一个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点，热闹、兴旺一点。
人物周刊：说说《红楼梦》吧，跟《离骚》可不可翻的问题一样，《红楼梦》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可能难度也很大吧？里面那些多谐音的伏笔、暗示、隐喻……
杨宪益：也有可以解决的，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译的就翻译，解决不了的就加一个注解。当然，能解决得了的只是少数。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人物周刊：您妹妹说：“我哥哥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说没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么好。”是这样吗？乃迭对于您的翻译事业帮助非常大是吗？
杨宪益：我说这个是因为她的英文应该是比我好，毕竟她是英国人，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许多莎士比亚。我刚刚开始中翻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人物周刊：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样的？你们俩一辈子都很默契？
杨宪益：我们两个人从没有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不过，我儿子去世以后我们俩都很悲伤。她的身体、心情就一下子恶化了。人物周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比如蹲监狱、扫厕所、游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钱钟书、杨绛等都有过类似经历。
杨宪益：我算运气比较好的。我被关了4年，可是我那4年还比较舒服，跟我蹲一间牢房的有三十几个人，都跟我关系很好，管我们的人也算客气，平时没有打骂。幸亏我被关起来了，在外面可能受冲击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许就死了。
人物周刊：所以您入狱前精神压力比较大，那段时间好像有点分裂的先兆反应，比如幻听和幻觉，到了监狱里倒没有了。
杨宪益：没有进监狱以前状态是不大好的，(对“文革”的事情)比较有情绪。比如说，过去我很佩服周恩来，见过几面，一直很欣赏他。可是我在被关以前，有人请我去吃饭，看一个什么节目，我带着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们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来后面。当时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我硬把头转过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没有招呼，假装不认识他。后来想想，挺后悔的，周恩来其实一直对我们很好的。
人物周刊：我其实特别想了解，戴乃迭作为一个外国人，亲身经历了中国解放以后的那么多事情，她对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态度。
杨宪益：乃迭对共产党基本上是拥护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还邀请我见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赞成。实际上，作为一个外国人，乃迭，还有她的父母亲，对中国都是很好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每天都做些什么？
杨宪益：现在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早上起来看看电视。看完电视，有的时候，朋友来了，我们说两句话。从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岁数差不多大。后来我认识了年纪比我轻一些的，黄永玉我们也认识，关系还好，他给我画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收藏，我的东西丢得很厉害。这幅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王世襄写给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杨敏如的同学。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现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很少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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