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星照命

富贵与杨宪益总有着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的自传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常说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说的，但他并不忌讳谈这些，他在自传开头便把自己的出生与父亲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这种矛盾的态度，揭示出他内心的隐痛。他惟一的儿子，因在“文革”中受牵连而精神分裂，最后用汽油自焚身亡，成为算命先生“白虎说”的又一佐证，这也成为后来他与戴乃迭之间最大的分歧。

《离骚》可以翻译吗？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

“大卫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很好玩。”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他(毛主席)身体已经发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过来，挨个和我们握手。周恩来跟在他身边，依次把我们向他介绍。”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没有机会跟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