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正德二年夏天，刘瑾步入了生命中的巅峰阶段。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他发现整个帝国都匍匐在他的脚下，并且围绕着他旋转。

这种滋味真是妙不可言。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当朝显贵，全都对他大献殷勤；朝廷六部的科道官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来到他的府上拜谒，对他行跪拜之礼；凡内外所进奏章必先具红向他呈报，称为“红本”，经他审阅之后才呈给通政司，称为“白本”。虽然刘瑾识字不多，可这丝毫妨碍不了他处理政务。因为他一概是在私第里批答奏章。其间一般是由他的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门人张文冕一同参决，随后由他的心腹阁臣焦芳予以润色。而另外两个阁臣李东阳和王鏊基本上被他撂在一边，充其量只是两个会点头的木偶而已。

刘瑾还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呈给他的奏章都不能直呼他的名字，而要尊称“刘太监”。有一次都察院上的奏折一不留神写了“刘瑾”二字，令他勃然大怒。都察院长官屠滽吓坏了，慌忙率领十三道御史跪在他府门前的台阶下集体谢罪。刘瑾站在台阶上把他们一顿臭骂。屠滽和御史们伏在地上频频叩首，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他。

权力与财富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子。

从刘瑾登上权力顶峰的这年夏天开始，大明帝国的财富就有了两个流向。

一个是国库，另一个就是他刘瑾的腰包。

当然，刚开始的流量很小。因为刘瑾不懂行情，每个官员只需花几百两银子就能和他建立特殊的友情。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刘宇的朝臣一出手就是一万两(相当于今天的400万人民币)，刘瑾才恍然大悟：原来行情这么好！所以那天刘瑾特别激动地对刘宇说了一句很不内行的话：“刘先生何厚我！”

话一出口刘瑾就后悔了。因为这是露拙—这是表明他虽然在大明官场混了50年，但事实上在权力寻租的潜规则面前还是一只懵懂无知的菜鸟。也就是说，刘瑾虽然早已领略权力的价值，可他还是严重低估了权力的价格。

不过这没关系，什么都有第一次，千年巨富绝不是一夜炼成的。

日后看来，刘宇当初那一万两银子就像是威力无穷的炸药，一下子就把刘瑾在财富面前仅存的最后一点羞涩和矜持轰毁无遗。从此，涌向刘瑾腰包的财富之流不再是细如白练的涓涓小溪，而是汹涌澎湃的滔滔巨浪……

正德二年八月，刘瑾特意在西华门外为天子朱厚照精心修建了一座偏殿—实际上就是一处高级娱乐场所，名曰“豹房”。宫殿的两厢设计了两排鳞次栉比的密室，里面都是娈童歌伎、教坊优伶以及种种声色犬马之物。

天子从此就沉浸其中、乐不思蜀了。

为了进一步垄断权力，这年秋天，刘瑾又别出心裁地搞了一项政治发明—创立“内厂”。

众所周知，东厂、西厂、锦衣卫等厂卫制度是明朝的一大特色，后世之人称其为“特务政治”。顾名思义，就是在朝廷的日常行政和司法机构之外另置一个直属于皇帝的特殊权力机构，其职能是刺探官民隐情、专典重大刑狱，目的在于加强皇权、维护统治。其中，锦衣卫是由明太祖朱元璋亲手创立的，起初也不过是禁军中的一卫，后来职能提升，逐渐拥有缉捕、刑讯和处决钦犯的职权；东厂则是由明成祖朱棣所创，因设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面)的东厂胡同而得名，这是一个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比锦衣卫更能直接效命于皇帝，其职权范围和地位遂渐居于锦衣卫之上；西厂则创于宪宗成化年间，由当时的大宦官汪直统领。

武宗朱厚照即位不久，钱宁掌管了锦衣卫，马永成掌管了东厂，谷大用掌管了西厂。按理说他们都是听命于刘瑾的，可自从“匿名状”事件之后，刘瑾就感觉到这些人隐隐有与他分庭抗礼的苗头，而他对东西厂的掌控力也已经越来越弱。在此情况下，刘瑾不得不创立一个直接效忠于他的特务机构。

内厂就此应运而生。

可想而知，内厂创立之后，其职权范围迅速覆盖并超越了东西厂和锦衣卫，其侦缉对象不但包括百官和万民，甚至把东西厂和锦衣卫本身也囊括在内。从此，内厂缇骑四处，朝野人心惶惶。

在世人眼中，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怖政治”。

可是，如果不让世人普遍觉得恐怖，刘瑾又如何获得安全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