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战略是一种现实主义决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略学家们认识到，文化（传统文化或称文化传统）只是制定战略的“干预变量”，战略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国家利益，文化主义考量的只是根据国内层次上的传统、价值、规范如何塑造国家战略，而依据现实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国际规范通过“社会化”进程内化为国内合法性规范，重新建构国家新的认同，重新建构国家的利益，最终根据新的国家利益采取新的战略行为，这才是所有战略应当的首选之策。这后者就是建构主义的战略路径。

建构主义有深厚的哲学心理学基础。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其著《新科学》里就提出，人们只能清晰地理解自己建构的一切。瑞士现代心理学家、哲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前者适应后者（包括同化与顺应）的关系，也就是存在着“内化于己，外化于物”的双向建构过程。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Semennovich Vygostsky）则强调符号系统的社会建构性中介作用，并认为着眼于“最近发展水平”的建构具有最理想的效果。美国学者冯·拉赛斯费尔德（Von Glasersfeld）提出，知识若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或能够提供有关经验世界的一致性解释，就是适当的，就是有“生存力”的，因此一切知识（文化）都是个体在认知过程的基础上、在跟经验世界的对话中建构起来的。

当代西方哲学支持了心理学上的建构主义。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的日常语言哲学反对客观主义，为建构主义理解事物提供了新思维。他提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概念，认为说话者在依据一定的规则用语词做各种游戏，语词只是工具，它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人们在按自己的目的使用它们时赋予它们的。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经验可以证伪一种理论，问题→假设（理论）→证伪→问题→新假设（理论），这就是科学理论不断被建构的道路，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美国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则强调共同体的信念在科学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科学只是解释世界的一种范式”。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认为，任何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没有它自身的“实质的”意义，只有“关系上的”意思。

建构主义将现实人的主体性进一步挖掘出来，彰显文化的可建构性，启发了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思路，即传统是可更新的、文化是可择优的，无论何时何地的文化资源都可以经过择取和整合，形成新的文化模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留给文化建构很多启示。布迪厄提出现定主体既往的文化积累形成他的文化资本，塑造了主体相对稳定的习性，文化再生产、文化资本更新以变革主体既定习性为起点。习性是什么？第一，就其本质而言，习性是一套性情系统。“它首先表达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其涵义接近于诸如结构之类的术语；它还意指某种存在方式，某种习惯性状态（尤其指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指某种秉性，某种趋向，某种习惯，或者某种偏好。” 第二，就习性的属性而言，它一方面具有稳定性，因为它根植于主体的心智以至于身体内部，会超越人们遭遇的一些具体情境而发生惯性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可以置换的，习性会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而发生缓慢的变化。第三，就习性的变化而言，习性作为主观性的社会结构，它一方面通过社会条件或者调节作用，将外部强制和可能性内在化，将之建构为人们的认知、感知和行动的图式。另一方面，它作为建构性的结构，又赋予个人在各社会领域的活动以一种形式和连续性，使其获得行动的意义与理由。第四，习性对其主体实践的引导，往往是在无意识层面上运作的。所谓无意识，无非是对累积在身上的历史失去记忆或主观意识。因此，文化的再建构、文化的再生产、文化的发展，要求主体习性变革的先行启动，实行习性的重塑。文化再生产的生产力水平，文化发展的成就，就体现为新型文化资本和习性与原来文化资本和习性之间存在的距离的变化。

采取文化移入的方式，是一种文化建构较为简捷的办法，它类似于鲁迅所说的文化上的“拿来主义”。文化移入，指的是一种新的文化资本取代旧的文化资本的行为及其过程。对于个性主体来说，文化移入的具体办法一般有两个：一是改变生活环境，一是变革行为方式。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在研究人的现代化时发现，一个传统的人向现代人转变的外在社会因素，就是把他置于现代学校中接受教育、在现代化工厂中从事劳动以及高频率和高密度地接触大众传媒。其中的道理就在于，身处诸如此类的“有力的环境”中，“现代性”的文化移入本是传统型的一个人身上，重塑了他的习性和文化结构。相关实验表明：教育所赐予的较大现代性倾向，主要是在学校或课堂中生活的结果，而不是由教育所导致的后期生活利益的结果；在后期的生活经验中，最重要的两项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和同大众传播媒介接触的程度与范围；在适当的环境下，任何已成年的传统人仍可以转变为现代人，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性方面，后期的社会生活工作经验比早年的影响更为重要。这都说明了实施文化移入、改变习性和文化资本结构，关键还在于自己在实践行为中的“更大的努力”。 对于社会性的主体来说，文化移入显然有三个途径。一是移入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接纳域外移民和留学归来人员；二是移入客观化文化资本，输入域外文化的产品和服务；三是移入体制化文化资本，主要指参照域外文化制度进行体制改革。文化移入战略涉及到文化模式的碰撞问题，有可能引发价值冲突，因此要谨慎对待，稳健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