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文化发展战略是对文化发展进行有意识有目的地总体规划，而其意识和前意识是文化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实为一种战略文化。因此，形成文化发展战略的前提是战略文化的澄明与择优。唯经济主义、意识形态机会主义、文化主义、建构主义、功能主义等思潮和心理往往单独或交叉地作用、影响于文化发展战略，对它们进行梳理分析，厘清合理与不合理性，匡正利弊，整合优化，撰成此文。

关键词：文化 文化发展战略 战略文化 主义 思潮

著名战略思想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专门探讨过“战略”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底蕴，发现各种战略都有两个必要的特点：“它们在被应用之前预先形成；它们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开发的”。 如果说文化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实施表征一种文化自觉，那么，这种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其潜在意识的澄明、匡正和优化。建构某种战略的潜在意识可以说是一种战略文化 ，它是确定战略的价值取向和战略确定的方法论原则。在当下，规划和实践文化发展战略的潜在意识可能受以下几种战略文化思潮与心理的影响。

一、唯经济主义（Economy polarism）

唯经济主义对于文化发展主要持有三个极端观点：经济决定论、经济导向论、经济标准论。经济决定论虽然承认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但是它把文化简化为意识形态，并且认为文化是经济的被动衍生物和宿命副产品。经济导向论把文化发展纳入经济增长的范畴，认为如果经济长进，其主体的文化就是可取的、优秀的。经济标准论就是用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从而不承认文化自身演进与进步的路径与成就。因此，唯经济主义有很强的不合理性。

唯经济主义的根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遗风。17世纪以来，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人性作了“经济人”假设，把经济视为决定人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将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并构建出一种经济社会的理想王国。配第（William Petty）、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就认为，人类的幸福和自由在根本上建立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之上，只有物质财富才能使人类的生活需要得到全面满足，从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种思想把人性从泛道德主义中解放出来，对于促进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文化要义的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了。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误读。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主义原理作了精辟的和经典的阐述，表达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的卓越思想，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确立了物质生产的根本地位。 对于与文化紧密相关的精神生产，马克思后来又直接说：“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指主要包括精神生产在内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引者注）中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因此，如果无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的创造性的发展，就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容既不完善，地位似乎也不重要，很容易划入经济决定论的陷阱。

第三，市场机制的僭越。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是基本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是主导生产机制，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就在形式上形成了一个人全面依赖于物的社会，一个货币对人统治的社会。货币在“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 货币和资本成了“贮存和转化资源的手段”，“扩张的手段、时-空伸延的手段，因而也就是权力的工具。” 市场机制的全面运作及其特有的唯经济逻辑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致使“经济支配了社会”。

唯经济主义虽然强调了物质的、经济的因素和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方面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把经济动因、经济活动推向极致，因此是偏颇、错误和有害的。它诱发物欲主义，抹杀人类的文化特性；它张扬利益至上，解构社会伦理道德；它滋长拜金主义，消解人类社会固有的意义和价值。

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中国各项战略的中轴，其中文化发展战略的正确确立和有效实施，尤其应当规避唯经济主义的感染。为此，有必要倾听对它的批判意见。

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斯蒙第（Jean-Charles-Lenoard Simonde de Sismondi）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大量财富并不能证明人的真正幸福，财富只是“获得社会幸福的手段”。 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在一个人为自己立法的“目的王国”之中，所崇尚的是人格的尊严而不是物质财富的积累。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提出，当人们听命于财富的奴役时，就将失却人的自主性，失去自己的本质。马克思更是指出，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积累只造成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荒淫无耻等道德的堕落，“在这里，对人的蔑视，既表现为对那足以维持成为人生活的东西的挥霍，也表现为这样一种卑鄙的幻想，即仿佛他的不知节制的挥霍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也决定着别人的生存”。

在哲学层面，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对片面理解唯物史观的唯经济论作了批判。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揭示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精彩地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理论和方法，击中了唯经济论的要害。现代哲学对工具理性、唯经济主义所做的批判，甚至成为它的主题。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Habermas）指出，当今世界的危机源就在于经济、政治、社会包括文化等独立价值领域发展的失衡，其主要症候是工具理性的超常发展牺牲了道德和艺术的文化功能，造成经济力量对社会世界的“殖民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则通过社会分化与资本分化的理论，戳穿了经济同化社会的空泛和武断，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