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主义（Culturalism）

“文化主义”有三种相互联系又有区分的涵义：第一，“文化主义”是军事战略学研究中新近提出的一个范畴。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们认识到，战略决策不仅是一个以客观物质环境为归依的理性取向，更是决策者受文化传统、历史因素局限之下的行为体现。一般来讲，战略是政略的延续，但文化的因素就像藏在决策思想中的一面三棱镜，对客观环境加以分析，透过光谱将军事与政治目标相联结，演化出适当的战略。于是，战略文化研究兴起，形成所谓的“文化主义”学派。

第二，“文化主义”是一种历史哲学思想，又称“文化形态史观”。文化形态史观以“文化”取代人来作为历史的主体，认为“文化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之基本现象”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将生物学原理应用于历史研究，把文化看作是彼此独立、相互隔绝并且受生命周期限制的有机体，它们的变迁——文化在“春天”挣脱原始的精神状态而觉醒，在“夏天”经过早期的批判活动而成熟，在“秋天”通过理智的创造活动而实现内在潜力，在“冬天”因丧失创造能力而日趋衰竭——构成了历史，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盛衰过程。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则把历史解释为自然与文明之间“挑战与应战”的变迁过程，文明的生长正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回答了一系列挑战的结果。

第三，“文化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识观念，是一种文化哲学。“文化主义”用本质主义、先验主义看待“文化”，忽略其根本之义是人化，把文化——其核心是人的价值观念——界定为一个与社会分离的实体，一个经济、政治制度之外的剩余解释项，并且把它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激进的“文化主义”甚至认为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决定项，即文化是自变量，而前两者则是因变量，这就变成了“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minism）。极端的“文化主义”者更是把文化特性视为人之基因一样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把文化视为一种常量，从而在根本上否定社会进步和文化转型的可能性。

文化主义倾向从文化中排除了经济政治的制度因素，因而更多看到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特殊性。例如，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称世界有三种文化形态：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无独有偶，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则以文化进化的视角把人类历史推演为经过史前时代、古代文明、“轴心期”和科学技术时代四个阶段，其中的“轴心期”（the Axial Period）是个关键。雅氏提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前800—前200年），人类至今赖以自我意识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西方）大致同时确立起来，“直至今天，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 类似的这种概括力图揭示某种文化模式的文化性格，闪烁着耀眼的思想火花，但是，也展现了文化主义所带有的孤立、片面、自闭、保守缺陷，不能不助长文化自大主义（即历史上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

总揽和纵观文化差异时，过分认同本族文化，而对他者的文化不求甚解以至贬低打击，这种就是我族中心主义，又称本族中心主义。我族中心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感，鄙视、否定、排斥他者及其文化，是一种偏颇的文化观念和危险的文化战略。它树立一种自文化中心以及与他者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以给自文化积极评价而给他者以消极评价为代价而实现的。当然，在某种自我批评的情况下，也可能以相反的方式出现。我族中心主义对本族和他者推行两种文化价值评价体系，将我与他“天使化”、“妖魔化”，制造文化沟壑壁垒。这也是当下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 Hesemonism）、文化孤立主义（Cultural Isolationism）的学理根源。

文化相对主义是对文化上唯我论的逻辑反拨，按照此派理论鼻祖博厄斯（Franz Boas）的观点，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 但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脆弱却在于：以既往“小文化”（衣食住行、风土人情）的特色否定当下“大文化”（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的国际认同；以区域文化的历史性掩盖整体文化的演进性。这种对文化的交融和进步的漠视，同样受到批评。

狭隘的文化主义滋生着相互滋生的种种狭隘的文化“主义”隔阂，其局限性为学界所认识。美国当代学者赛义德（Edward.W.Said）曾指出：“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文化不是什么密不透风的东西。……文化的内容是不同文化之间出现的借鉴、共同经验、互为依存。” 马克思主义则跳出文化自闭的樊篱，它以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来解析文化的恒定性，以社会意识形态分析来消解文化的主体独属观，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理论解构文化决定论，确立了一种唯物辩证的文化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