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打赢鸦片战争？

历史研究不接受假设

记者：现在的学者在论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里很矛盾。有人分析，即使清朝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也打不赢，另一方面谈到具体战争过程的时候，又说到如果怎么怎么样，我们还是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

朱维铮：我想历史不能够放在假设上头，因为中国失败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问题不是打赢不打赢，问题是要分析那个时候，中国在经济上面不落后，文明程度也不见得落后，却为什么输了，我想这个问题倒是需要我们研究近代或者是研究清史仔细考察的。历史问题不能够建设在假设的基础上，你只能够讲事实。比如说是谁最先睁眼看世界，我非常讨厌这个命题，因为在以前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人算不算睁眼看世界的人？包括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把传教士弄到宫廷里面去学数学，在学数学的时候，也跟他们谈论世界状况，并且他跟俄国谈判的时候，就派传教士跟着去，他是不是闭着眼睛看世界呢？这些人搞所谓近代的，1840年划一条线，然后 1840年以前他就不管了，只管1840年以后，像这种研究方法我非常不赞成。

记者：另外我觉得鸦片战争里面潜在的一个因素，有一点就是中国的礼法，儒家那一套东西，很大程度上成为阻隔中国对外交往的严重障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维铮：这个看法过去已经有人提了，美国费正清学派一位女士芮玛丽写了一本《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她认为同治中兴归根到底没有抛弃传统的儒家。这本书翻译过来了以后，很多人只注意同治有过一个中兴，没有注意这本书的结论，它说所谓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本跟世界的趋势背道而驰。

另外费正清讲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从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里面，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记者：这个说法很严厉。

朱维铮：对，他说康熙给官吏的薪水低，你可以贪污，政府可以不太计较，后来雍正觉得不对，既然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把它体制化呢，所以他规定了养廉制度，就是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火耗。当时因为把铜钱变成银子，银子要火耗，由各个省来规定火耗，然后从总督巡抚开始，一直到底下的县太爷，大家按照等级来瓜分，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我们现在做清史的人，对待这些问题好像有意忽视或者是见怪不怪。清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学支配的社会，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