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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难点一】
流动人员虚报状况
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流动人口刚刚出现，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流动人口数量开始急剧增长。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被列入普查项目，那次普查项目增加了两项都与流动人口有关。2000年人口普查，流动人口依然是关注的主要项目，共有8项。
根据人大教授段成荣的测算，1982年全国的流动人口是657万。而2000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4亿。
流动人口的增加给普查增加了不少难度，有些企业不愿意如实提供真实数字，有些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说，因为地方很多指标的考评都是按“人均”来计算，当地方对一些数字拿不准时只会少说，不会多说，以减少平均数的分母。
而且，之前对流动人员的调查方法本身也有问题。
以2000年为例，人大教授翟振武说，当时只调查流动半年以上的人员，一般人都排斥陌生人的询问，有的流动人员即使到流入地呆了半年以上，也会随口答“一周、半个月”，这样流入地就不会登记此人。而他的户籍所在地普查人员一说此人已经离家半年，就不再登记，因为按规定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员要在流入地登记，于是，这个人就被漏登了。
本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依然是个难题，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中指出，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
人大教授段成荣说，这次在调查方法上改成“见人就登”，同时在流出地也调查流出人员的数量，这样可以从技术上区分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数量。
【难点二】
难聘优质普查员
“1982年普查的质量最高，2000年的质量最低。”人大教授翟振武说，误差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漏登，一是重复登记。
1982年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千分之一点二，2000年普查的误差率是百分之一点八一。
“流动人口是影响误差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翟振武说，1982年组织非常到位，当时一动员起来，各单位都踊跃参与，机关、街道、企业都积极抽调人员当普查员，而且都愿意将素质好、责任心强的人员抽调出来。
“1990年，情况也还行。”翟振武说，但到了2000年，抽调普查员就没那么容易了，市场经济了，企业不愿出人，各机关、单位也没那么积极，即使派人也不会派高素质、责任心强的人了，有些单位直接将平时表现不好的人抽出来当普查员。
2000年开始社会招聘普查员，但很多人干不了几天就离岗了，因为人口普查繁琐而辛苦。
这次人口普查，普查员的问题依然严峻，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因为工作压力大，平均每个人要调查80户，各区县都出现了普查员辞职的情况。
北京市统计局宣传中心主任张雪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初步测算，北京此次普查需要约2万名普查指导员和约8万名普查员，尽管招聘时多准备了5%的储备力量，现在都顶上去了，但还是不够。
北京市望京西园四区人口普查指导员蒲锦荣与她的三个同事今年9月摸底工作结束前全部辞职了。蒲锦荣说，招聘的普查员，很多是退休人员，文化水平低，普查流程常出错，作为普查指导员，她经常要对填错的信息核实改正，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最终她选择了辞职。
【难点三】
维护隐私拒人入户
相比于前五次人口普查，今年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又面临新的难题，那就是居民的隐私意识增加，入户调查难了。
尽管2000年就已存在这一问题，但这次的难处还是大大超过了预料。
“人们会乖乖呆在家里等着普查员来的时代已经结束。”李志明是贵州都匀市的一名普查指导员。
他和同伴们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加班，晚上工作到11点是常态。白天家里没人，李志明只能在晚上6点到9点左右入户调查。
和20多年前的普查相比，李志明发现如今“门难进了”。
李志明仍然记得1982年入户普查的情景：“住户大多都比较配合，对普查员也比较客气，觉得这是尽一种义务。”他感慨的是，现在愿意积极配合的住户越来越少了。“有人宁愿打游戏，或者休息，也不愿配合调查。”
因为被普查者对于隐私的日益重视，普查员常会遭遇被拒的尴尬。“只有多敲门，给住户看工作证，没有其他办法。”李志明说。
而北京回龙观的社区服务者康月同样为此苦恼，摸底调查阶段时，作为普查员的康月需要向住户询问身份证号码以及联系电话，对方总会警惕追问：“你要这个干什么？”康月只能反复解释，与对方签承诺书，保证这些信息绝不会被泄露，否则自己需要负法律责任。
在培训的过程中，康月也被授意要在询问死亡人口时注意说话的方式和态度，但实际的情况是常常遭遇住户的沉默。
贵州的李志明称，他和同事们把其原因归咎于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日益淡漠。
人大教授翟振武认为，公民社会意识的培养，需要政府的引导。
【提问】
入户调查能否改为邮寄调查？
专家表示我国流动人口多邮政系统不完善，邮寄调查不适合中国国情
由于入户摸底遭遇困难，有人建议采取邮寄调查表的方式来避免这个难题。
邮寄调查在美国一直采用，美国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约60%是通过邮寄调查表完成的，1980年这一比率增加到90%，2000年是83%。对于那些不能及时将调查表填好寄回的家庭，普查员会登门调查。
翟振武作为此次人口普查的咨询专家，他说此次普查展开前进行方案论证时，国家统计局也有人提过邮寄调查的办法，但最终没采纳。“中国的现实是，有2亿多流动人口，如果用邮寄的方式，漏登的可能更多。”
人大教授段成荣也认为，中国难以实行邮寄调查，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备的邮政系统，新建小区、郊区的邮政并不畅通，难以保证邮寄资料能覆盖到每个家庭。
段成荣说，采取邮寄调查还有一个前提，要保证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具备正常的读写、理解能力，一旦理解出错，还要依靠普查员上门。另外我国还有1000万文盲人口，有的家庭成员全部都是文盲，这些家庭实行邮寄调查也不现实。
段成荣认为，理论上可以从开始设计阶段就对人口进行划分，一部分家庭采取邮寄资料调查，一部分家庭入户调查，但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大、文化素质不齐的现状，造成无法划分。
有些发达国家公民拥有唯一可识别的身份号码，可以电子普查，但我国的信息系统远未达到那个水平，而且，很多人都没有身份证，身份证号码错乱的现象也很严重，所以采用身份证调查的方法也不可行。
翟振武说，这次也有人提出入户调查时登记身份证信息，以方便与公安机关的户籍资料对比进行信息核对，但最终也没有采纳。“首先有些人不愿意说，另外，每个人18位数的身份证号码验证起来，工作量也会很大。”
在翟振武看来，邮寄填报、信息化普查的路还有很远，目前最适合中国的人口普查方式还是入户调查。
本报记者 钱昊平 朱柳笛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