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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我们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而且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经济进入持续快速的发展阶段，而且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以前的生存型的阶段进入到了发展型的阶段，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该着重加强哪些方面的转型呢？

迟福林: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在国际中的经济地位，去年我们只有8.7%的GDP的增长，但是说明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后五六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就由中国的8.7%带来的。第二，中国的8.7%对去年经济增长，就是1%的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是50%，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整个格局当中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在这样一个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发展的背景变化了，背景变化了，中国在国际中的经济地位能够明显的凸显出来。

迟福林:

第二，我们国内发展的条件也开始变化了，经过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解决的老百姓吃饭的问题、穿衣的问题，以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阶段已经成为历史。那么今天老百姓需要什么呢？需要更多的公共产品，就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性阶段开始体现提到我们面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发展中背景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当中，国外的市场发生了变化，国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情况下，我们的发展方式转型应该说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

主持人:

那么刚才您提到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说还要结合我们的国际国内的背景加强转型，应该着重从哪些方面来加强呢？

迟福林:

可能我们需要先研究要告别什么。现在整个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应该和我们过去三十年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两条，从经济上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以GDP为主要目标的增长阻力不能再走下去了。中国的老百姓现在需要以公共产品为重点的人的自身发展提出什么要求呢？就是提出公平合可持续发展，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发展型阶段对我们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说我们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要解决什么，要解决公平和可持续问题，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要求。第二，国际环境变化的要求，过去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模式很难走下去，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化，我们需要加大对外开放，但是一定是建立在自己内需的基础上的，才能有自己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我们就要告别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模型，把自己主要发展基础奠定在国内需求上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迟福林:

但是这两个事情提出以后，我们面临哪几个转型呢？其中有四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第一，我国的消费率能不能得到明显的提高。我们现在的消费率总体看还不到50%，只有49%左右，那么这同发展中国家，和我们发展水平同类的国家相比我们至少低了15%-20%。也就是说，未来5-10年中国的消费率能不能从现在的49%左右，提到55%-60%，就是说我们的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这可能性有多大，我想未来五年左右，中国的消费率提高8-10个点的可能性很大。这意味着如果消费率达到55%-60%，就是开始进入一个消费主导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奠定了中国扩大内需、走可持续发展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要做到这样一个事情，有一系列的调整和变革。

迟福林:

第二，消费主体在哪儿，在城市化。我国的城市化总体不到46%，从同类发展国家相比，或者按照中国人均GDP我们去年达到了3900元，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至少在55%-60%，可是我们城市化正好差了10多个百分点。这是我们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高消费率，主要载体在哪里？在城市化、城镇化，我们要调整结构，比如要使服务业能够有大幅的提高，靠什么？靠城市化。所以城市化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我在想，从现在开始我们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或者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有可能在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至少提到10-15个百分点，如果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就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时代，进入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时代。这对我们扩大内需，对我们发展方式转型就有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迟福林:

第三，要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进入一个发展性阶段，刚刚你提到的老百姓对自身的要求提高了，我们过去要解决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现在要求有好的教育、有医疗保障、有养老保障、有比较充分的就业，还有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等，老百姓对公共产品的要求上升了，这样使得基本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要求也应该是越来越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虽然加大了金融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但是总体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公共产品短缺的阶段，这个阶段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解决老百姓最基本的公共产品，由此来达到一个需求结构的变化。所以，我想未来5-10年中国在最近几年的基础上，在加大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无论是投资，还是制度安排，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或者重大的突破，比如说现在推出的医疗改革方案，比如现在正在讨论的教育的中长期规划，这是适应于这个阶段的两个大的措施。如果把这件事情解决好了，那么应该说对于扩大消费率、引导老百姓的消费倾向，然后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有着诸多方面的决定性的因素。

迟福林:

第四，进入低碳经济。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低碳经济时代，当然低碳经济不仅仅是节能减排，更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涉及到一个制度安排，如果这四个方面的转型做好了，我们可以说中国将走向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来源：中国发展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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