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读
- 经济发展
- 社会发展
- 减贫救灾
- 法治中国
- 天下人物
- 发展报告
- 项目中心
刘白驹：第一，它不仅针对“可能发生危害行为”的患者，也针对正在发生或已发生危害行为的患者，甚至似乎是主要针对后者。而“保安性”应该针对前者。
第二，在针对“可能发生危害”行为的住院治疗问题上，征求意见稿更强调监护人或近亲属的义务。只有在“已经发生”后，并且在监护人或近亲属不履行相关义务时，公安机关才走上前台。而我认为，在防止“可能发生”方面，公安机关应承担更大责任。
新京报：关于“保安性”的规定，应该注意什么？
刘白驹：为防止这种制度被不当利用，其适用标准和程序必须非常严格。尤其是要规定司法监督、救济程序。
新京报：据你了解，其他国家是怎么规定的？
刘白驹：各国做法不尽相同。英国、法国规定已被强制住院的患者，有权向法院申诉解除。美国的一些州则规定在开始决定强制住院时就应经过法庭听证。
新京报：我国正制订中的精神卫生法，对“强制住院治疗”会有相应的司法救济规定吗？
刘白驹：征求意见稿不仅规定了复诊程序，而且规定了司法救济程序。
新京报：司法救济在什么环节可以启动？
刘白驹：被送治人或其监护人如果对强制住院治疗有异议，可以随时向法院起诉。
地方条例难保权益
新京报：全国有上海、北京等6个地方制定了地方精神卫生条例，它们对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是怎么规定的？
刘白驹：地方条例大多将住院分三类：自愿住院、医学保护性住院和强制住院。但没使用“救护性非自愿”的概念，而是将其暗含于“医学保护性住院”之中。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
刘白驹：例如某地规定，诊断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诊断医师应当提出医学保护性住院的建议，由患者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住院手续。
字面上没提到自愿或非自愿。实际上包括了“非自愿”。
新京报：地方规定暗含了非自愿？
刘白驹：地方条例的实际意思，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辨认能力，由监护人、近亲属代为行使决定权，由此办理住院等于“自愿”，不属于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根据这些规定，即使患者拒绝，但如医生认为需要，只要监护人或近亲属办理手续，就可实施。对患者而言，其实是非自愿。
新京报：后果会是什么？
刘白驹：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精神病院的“权力”很大，家庭的“权力”也很大。一旦精神病院把关不严，或与某一方家庭成员串通，甚至会造成精神正常者遭非法拘禁的后果。
而如果有人“被精神病”，但“条例”不承认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他就无法主张和维护权利，也难以追究有关方面侵权责任。
这种做法不应以任何形式在我国精神卫生法上得到延续。
非自愿是否属限制自由？
新京报：那么，正在制订中的精神卫生法，对于“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会有什么样的规定？
刘白驹：实际上，我们说立法的焦点是非自愿住院治疗，主要就是指“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目前看，争议不小，悬而未决。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
刘白驹：虽然“救护性”和“保安性”都构成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剥夺，但“保安性”主要基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其决定可能有公权力（例如公安机关）介入。“救护性”的主要基于对患者的医疗救护，由近亲属、监护人与医疗机构共同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精神医疗界认为“救护性”的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不涉及法律意义上的人身自由问题，无须执行法律上关于保护人身自由的原则和规定。
但法学界的一般观点则相反，认为“救护性”也是强制性的，构成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剥夺，而且可能被滥用，必须由法律规范，必须有司法干预。
新京报：住院治疗毕竟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外界如何监督？
刘白驹：医学专业问题当然主要应由精神医学专家来判断。社会、司法对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监督，主要针对的是其适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