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00

婚嫁改变命运

到了90年代，当功利主义彻底取代理想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漂亮的姑娘在日渐包容的社会里获得了许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其中，包括婚嫁、交换甚至出卖。

最先开放的深圳，给了人们充分的想象空间。从那时起，港商、台商以及日本公司纷纷在深圳的投资建厂，大量的内地青年也涌入深圳。在那里，涌动的是发财的梦想和欲望。还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姑娘，也梦想着能够在这个离“花花世界”最近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陈小艺主演的《打工妹》反映了打工者在都市中的生活状态，但更多的是从正面来进行表达。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坚持自己的尊严，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姑娘被金钱收买。

“傍大款”是商业区的择偶热门词，这与香港人称女子“钓金龟婿”有同工异曲之处。但有钱人总是少数，于是大款成为稀缺资源，许多姑娘在不能明媒正娶的情况下，也甘愿屈为“二奶”。

据资料统计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包二奶”的港台人士约有十万。并且当地法院频频受理此类案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曾对媒体表示﹐广东省因毗邻港澳，因此“二奶”现象最严重，往往会有香港元配结队来深圳起诉丈夫。“二奶”开始进入法律的语境，如何调整“二奶”引发的社会关系，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形势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多少。多的是梦想着住大屋、穿名牌、享受人生的女人，而大款始终是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激烈甚至惨烈的竞争在所难免，但这个时候，在大款之外，人们其实比以往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传统演变的“香饽饽”是高层知识分子。尽管1990S年代后期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调侃，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掌握高科技的人才，或许在不经意间就成了CEO，即使投人门下，也有高薪水作为保障，同时，因为学识修养，依旧受到姑娘们的追捧。

如果很幸运地，你有海外关系，那也会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择偶条件。改革开放之后，开放的中国开始以各种途径走向世界，出国潮的兴起使海外的亲戚显得益发珍贵。

婚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改变命运的手段而被过度使用。在长相上受到上天眷顾的女孩，前途一片大好。因为，女人的相貌始终是男性的首要要求，甚至是唯一要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始没有改变过。如果天生丽质，而且温良淑德，那当然更好。但天生丽质是更重要的标准。

新千年，爱的多元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转眼进入新世纪，这个时代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大量女性就业，在许多岗位上毫不逊色，甚至比男子更为出色地创造财富；教育普及、社会交往和流动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选择和再选择机会的增加；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重塑着女性，进而影响了男女的择偶观。

进入新千年

如果没有爱就退而求其次……

新千年之后，人们对择偶标准的多元呈现表现出空前的宽容。年龄不再是界限，婚否也不再是障碍，只是在钱袋子与真感情间挣扎。

进入新世纪，花容月貌并且才华横溢的适龄女子在大都会中已比比皆是。那样的女子，通常有着比较高、比较稳定、比较有保障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她们往往更多地强调人格尊严、自由和独立，也更有可能抛却经济因素来考虑择偶条件。另一种可能同时出现，在经济条件之外，她们在择偶时对男性有更多的期待，甚至是近乎完美的期待：既要是成熟稳重的，还要是机智幽默的；既要有相近的价值观，还要有相当的人生追求；既要是务实耕耘的，还要是浪漫有情趣的；尽管没有经济上的苛刻要求，但必须是有能力的。

她们骨子里有不同程度的小资情结，张爱玲与亦舒们对这些人往往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她们极度理性却也极度感性。相比低于她们的女性，这些人更渴望纯粹的爱情，似乎也应该更有条件获得纯粹的爱情。

而“男高女低”的择偶趋向丝毫没有要改变的意思，她们中那些不肯屈就的，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被挑剩的大龄女青年而被社会称之为“剩女”。

她们也能慢慢想开，但后来者比她们想得更开。亦舒笔下的女主人公喜宝是很多人的写照：“首先想要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就退而求其次要很多很多的钱，如果钱也得不到就希望自己拥有健康，如此仍是快乐。”

择偶间的年龄跨度近年来日益扩大。如果说2002年24岁的跳水皇后伏明霞嫁给当年正值“知天命”之年的梁锦松还给大众带来一些骚动，那么2005年28岁的广州外语学院的研究生翁帆嫁给当年82岁的杨振宁却并未引起地震，杨翁以恩爱表情十指相扣出现在各大场合。“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没什么特别的感想”。随机接受的采访者表示。

这真是一个最感性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最理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