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

政治决定一切

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无奈选择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一个悲剧。”胡发云说。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接受采访时，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这或许是19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能迅速兴起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青年在观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时失声痛哭。

转折年代，爱之觉醒

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

文化大革命10年间，爱情一如在压抑中等待爆发或死去的火山。

终于还是在等待中爆发了。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还来不及准备迎接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当西方媒体开始用“中国巨变”来形容这30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奇迹的时候，他们尚且来不及发现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

择偶标准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经济发展得越迅猛，社会文化冲击得越深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就变化得越彻底。

由于政治与体制上的逐渐松绑，社会分化随之扩大，尤其体现在经济上。于是，在过去的30年间，经济条件以不同形式体现于择偶标准中，并且，在其间的比重速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