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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包办婚姻”? 新相亲时代凸现青年人择偶难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7 年 06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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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红娘,今有红爹”是杭州市一个颇有些知名度的说法。2007年5月26日,身穿大红色唐装的杜锡冠被请上了杭州万松书院相亲会99期特别活动的主席台。作为杭州最早的公益相亲品牌——万松书院相亲会的主要策划人和组织者,这位“红爹”开口便问在场的青年男女“今天是什么日子?”底下大声应和:“5·26,我爱侬!”

当天早上6点多,杜锡冠就赶往万松书院,这里已聚集了不少前来为子女相亲的家长。刚过9点,他又坐上汽车,匆匆赶往钱塘江对岸的杭州乐园分会场——海归、IT青年专场相亲会。这里的主角是300多名年轻人。

5月26日当天,杭州的集体相亲活动创下历史新高——在黄龙洞、万松书院、下沙高教园区和太子湾公园,4场由不同单位主办的“集体相亲大会”同时上演。据当地媒体统计,“总数上万的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单身青年,包括其父母在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批量‘流水线作业’中,寻觅姻缘”。其中有不少人一天内赶了两至三场相亲会,真是“相亲相到脚抽筋”。

新版“梁祝”

万松书院位于杭州万松岭,相传是梁山伯和祝英台求学之地,也是他们爱情的发生地。几年前,有关部门在万松书院旧址上修建了公园,但人气一直不旺。2005年3月,公园开始与杭州日报社携手举办相亲会之后,这里成为新的热门旅游景点,每天都有几十个旅行社团队光临,多的时候达近百个。这些旅行团,大多是为了“看相亲文化”而来。

当时,《杭州日报》上登出一则小消息:周六在万松书院举办公益相亲会。“我们原本以为能来一两百人,结果来了近千人。”杜锡冠回忆说,万松书院相亲会没做任何广告,很快就靠着百姓口碑声名远扬,“在杭州,几乎没人不知道的。现在,每场相亲会都有浙江其他地市、上海、山东等地的人赶来相亲。还有从北京和海外打来电话委托相亲的。”

和其他相亲不同,万松书院的相亲打的是“家长牌”。每逢周六,总有数百名家长自发赶到万松书院,为儿女相亲。5月26日这天,从建德赶来的姚老太太一到公园门口,就有人问她“是儿子还是女儿”。男孩家长发一张绿牌,女孩家长发一张红牌。放眼望去,红牌明显多于绿牌。老太太满意地说,看来有很多可选择的。进了公园内,数百块牌子上贴着适婚男女的照片和情况介绍。家长们可以选择记下有兴趣的人选的编号,也可在牌子背面写上自己的联系方式。

更多的父母们愿意自由攀谈,其实也是在考核“未来亲家”。这里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杭州有个习俗,选媳妇要先见见未来丈母娘,什么样的母亲就教出什么样的孩子,所以好些老人,是先观察别的父母,觉得长相、气质都符合自己要求的,才上前攀谈。在我们这里,老人们连上洗手间也是主动排队,还相互谦让,因为遇到的很可能是未来亲家,大家都想留个好印象。”

2006年,万松书院相亲会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婚礼,参加者都是在万松书院相识相爱并结婚的。组委会对2005年登记并留下联系方式的男性青年进行回访,发现其中有50%已经结婚或即将结婚。“当然,他们并不一定都是在万松书院找到另一半的,不过万松书院还是让他们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

选择万松书院作为相亲会的场地,相关人士考虑了很久。相亲会秘书长陈建农说:“虽然这里过去发生的是爱情悲剧,但万松书院毕竟是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而且体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它位于市区却又相对安静,周围没有其他商业设施,大家身处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也比较容易交流。”

“万松书院相亲会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是公益的力量。”杜锡冠认为,传统婚介是一个暴利行业,而且运作中存在很多欺骗顾客的成分,“杭州《钱江晚报》一位女记者,就曾经假扮征婚者去了一家传统婚介,结果不断地被催缴各种名目的费用,安排见面的也都是条件比较差的对象,后来她的亲历发表在报纸上,引起很大反响。”

相比之下,万松书院相亲会,从一开始就打的公益牌。在现场登记、咨询是免费的,想要获得更多资讯和单独的约会服务,需要向配套的服务机构交纳300元会员费。杜锡冠认为,和传统婚介动辄数千元的收费比起来,这300元只是成本费。

听到杜锡冠在谈论传统婚介,一位大妈忍不住进来插嘴:“我开始也在传统婚介给女儿找对象。我女儿硕士毕业,年收入也有10万元,条件很不错。婚介向我们收了1万元钱,也只给安排了两三个很差的人见面,有的大学都没毕业。我们损失的不仅是钱,还白白耽误了一年多时间。”

“新包办婚姻”

2007年春节,杭州一帮年轻人举行中学毕业15周年庆祝活动。其中有一半人带来了自己的另一半。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H先生,一脸喜色地介绍妻子的同时,自豪地宣布“我这是‘新包办婚姻’,父母帮我相亲决定的”。

H向尚未结婚的同学介绍经验:还是“包办婚姻”好。在座的其他两对刚结婚不久的新人,也表示自己是相亲而后结婚的。有细心人在当年同班的40余个同学中做了统计,已结婚的近30位同学中,有一半是父母介绍相亲成功,有约四分之一是通过网络交友找到另一半。

大学刚毕业时,H和很多其他同龄人一样,对相亲持反对态度。但由于工作忙碌,他没有太多时间去结识异性。而父母四处张罗着为他物色对象,时间久了,他也就渐渐接受了。“比起自己去找,父母帮着筛选节约了宝贵的时间成本。而且现在的‘包办’不同于梁祝时代,父母只是牵线搭桥,帮你了解对方的情况,最后是否结婚,选择权还在个人。”在见了几个女孩后,H选定了妻子,而他的妻子,之前也被父母安排过几次相亲。

已经退休的万女士,每周六上午在万松书院,下午则赶去黄龙洞为28岁的儿子物色对象。一年前,她总是偷偷拉着丈夫来,不敢让儿子知道,因为儿子一直反对相亲。而如今,儿子有时还会主动开车送二老去万松书院。“我儿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想大概是报纸上总报道公益相亲,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口碑,所以他也慢慢接受了。”

在一家IT企业当工程师的杭州小伙子郑先生,也从反对相亲到接受相亲,最终和相亲对象结婚,目前孩子已经两岁。他说,经历这番变化,并不是自己对所谓“传统势力”的妥协,而是真觉得“门当户对”有道理。“父母是最疼爱孩子的,所以他们一定不会欺骗孩子、伤害孩子。很多年轻人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比如对方的收入情况、家庭条件,家长们都能单刀直入,快速了解,然后选择门当户对的介绍给孩子认识。”

“我读书时,一直觉得‘门当户对’是个贬义词,现在才觉得,这是一个中性词。门当户对,不仅仅指双方的权势地位,更重要的,其实是双方的学历、工作、家庭背景甚至宗教信仰。有着相似背景的人,价值观比较容易一致,也更容易磨合。”郑先生认真地对记者说。

在万松书院,就有父母对孩子婚姻干涉过多的反面案例。陈建农指着人群中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说,这个阿姨过去对儿子干涉太多,不喜欢儿子找的对象,愣是“棒打鸳鸯”。儿子由此对母亲心存芥蒂,对母亲介绍的女孩子,不论对方人品好坏,一律冷淡拒绝。如今,儿子已经快40岁了,还是单身。陈建农在记录这段故事时,用的题目是《一个母亲的忏悔》。

新相亲时代

与万松书院同样热闹的,还有浙江红娘网从2006年开始在黄龙洞公园举办的现场相亲。这里每周六举办一场中型相亲咨询会,每月还会有一次大型的“浙江红娘日”活动,平均每次参加人数逾3000人,单场最高人数超过5000人。2007年5月,杭州太子湾公园也开始举办类似的公益相亲活动。

相亲现象繁盛的背后,凸现的是现代青年人择偶难的社会问题。杜锡冠说,他在为自己女儿张罗找对象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了办相亲会的想法。一个孩子是否能找到一段合适的姻缘,涉及父母、祖父母等6个人的心情,能够成就一对姻缘,就能让两家14个人感受到和谐,“这不是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大问题吗?”他笑言。

陈建农把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比作封闭的“小农经济”,把在各大城市频频上演的“集体相亲”称为“工业革命”。

但他们同时也指出,这一“流水线”在批量制造大量爱情机遇的同时,仍存在不少隐忧。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流水线化相亲”如何突破成功率的瓶颈。

“每次我到万松书院,总能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多次前来的万女士,和一些老人已经成了朋友。万松书院相亲会举办83期时,一位老人主动向媒体“爆料”,说自己已经来了83次,还没替孩子物色到理想的对象。

“来万松书院相亲会的,女方家长占三分之二,男方家长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女孩中,又以学历高、收入高、素质高的‘三高’女孩为多,所以成功率受到限制。”杜锡冠如此分析。

万松书院相亲会,虽然在杭州本地名气很大,但对它的评价也不尽一致。有人戏称那里是“相亲的农贸市场”。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曾提及,前去相亲的老爸老妈太过注重物质条件,有的还带上房产证、子女工资条来“验明正身”。

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外地小伙子邓杰,多次去万松书院为自己相亲。很多老人都认识他,也说小伙子不错,但就因为他没房子,不愿意把女儿介绍给他。邓杰总结了杭州丈母娘的三大要求:样子好、学历高,还要物质条件好。他建议,“丈母娘们应该多考量考量我们的发展潜力!”

邓杰和“杭州丈母娘”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两代人的分歧。杭州本地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大学教授分析说,所有的家长来万松书院都是为子女来谈婚论嫁的,但他们往往忽视儿女的要求。年轻人在爱情歌曲、爱情小说、爱情电影中长大,更渴望谈情说爱,而家长过多地关注对方家庭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关注点不同,导致两代人有不同的态度。

所以,这位教授并不赞同父母相亲的形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年轻人自己知道,老人还是不要参与的好。”不过,这位教授的同事却与他观点不同:父母相亲会给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在传统包办婚姻时代诞生了梁祝、许仙与白娘子这样“自由恋爱”故事的杭州,当代婚恋观念似乎正呈现出一组饶有意味的图景。 (蒋韡薇)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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