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健康报告》指出，社会稳定与安全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共同期盼，而且也是西方“物质丰裕社会”人民的强烈渴望。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公平公正、安全稳定、有序和谐，从历史经验来看，很多社会危机正是发生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繁荣时期。社会系统是构成国家免疫系统的第三道“防线”，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不仅要受社会系统内部子系统的影响和干扰，而且也受到来自外部各种要素的影响和干扰；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耦合构成了影响和干扰社会是否能够实现稳定与安全的决定性力量。

寻求“发展效率与公平正义”的结合点与平衡点，是实现社会健康、和谐、富力活力的根本保证。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是保障社会稳定、有序、和谐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上去了，财富积累多了，社会发展的投入多，其他社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机的统一起来，既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才能建设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科学地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积极寻求两者之间的结合点与平衡点，进一步强化政府作为“道德人”和“裁判员”的角色和功能，弱化作为“守夜人”和“经济人”角色和功能，实施有效的国家干预，力促在人均财富较低的情况下，尽快实现由发展与公平的“两难”境地到“双赢”局面的顺利转换。

财富占有和分配的公平公正对社会稳定有序的影响是全面深刻而复杂的，它表现为对政府权威性、公正性和合法性等构成严峻挑战，对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等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不均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比富财拥有的多寡更容易使人对社会产生认同感。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和科学合理的收入差距，会引导国民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投入到如何创造财富，做大“蛋糕”上，这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之，则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到如何分配使财富，如何切“蛋糕”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激化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有序造成强烈冲击。社会财富分配形成和收入差距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社会学家根据处于社会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社会成员的比例，将社会结构形象地分为“金字塔型”、“哑铃型”、“橄榄型”三种类型。其中，“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种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均衡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而“金字塔型”和“哑铃型”都是非稳定型的社会结构。“橄榄型”社会结构就是生活相对富裕的中间（中产）阶层比例大、极富上层阶层和贫困下层阶层比例都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即以中间（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可以说“橄榄型”是一种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可以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引导社会有秩流动、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基尼系数是一个可以相对客观地测度国家收入差距的基础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达超出0.55，就会引发全国性的动乱甚至导致政权消亡。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应该在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公正地分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全球范围的贫富差距而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南北”之间“财富鸿沟”和“数字鸿沟”也在持续扩大，同时，国家内部的贫富分配不平衡性也呈增大趋势。社会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还表现在健康、教育、社会地位、就业机会、政治权利等方面。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同样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不公平感，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是公权的天然病象，它破坏经济、削弱民主和法制、扰乱社会秩序，并使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更加猖獗，严重威胁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是一种对社会产生广泛腐蚀作用的“隐性恶疾”。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只要有公权的地方，就会产生腐败，“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化”。腐败作为“政治之癌”，从穷国到富国，从小国到大国，从亚洲到非洲，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政府到企业，腐败行为无处不在。腐败是政府的掘墓人，“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一个政体中，“低度”腐败难以规避，那种“政治洁癖”和“零容忍”（Zero Tolerance）式的反腐败，是不现实的。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根源是多方面的，其滋生条件也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传统上，人们只关注政府或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来，腐败已经在一些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部门、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各个社会领域中流行和蔓延。腐败行为的蔓延，一方面造成大量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进一步拉大人们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引发社会公众产生不公平感。更重要的是，这种非法掘取财富的行为会对整个国家的民主体制、国民经济和社会法治造成损害，影响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危害着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不能让腐败的癌症摧毁人类发展的一切努力，反腐败和治理腐败必须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消除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反对腐败不仅是各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有利于各国更加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腐败，也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要求政治廉洁的共同期盼。反腐败应该加强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国际合作。世界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从1995年开始每年发布全球各国的清廉指数。这是一种复合民意调查，反映的是商人或国情分析研究专家对一个国家腐败情势的观感，调查对象包括本国的或外国派驻人员。清廉指数从0～10表示腐败程度最高，10表示腐败程度最低。2005年10月18日，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是由10个独立研究机构发表的16个调查结果平均以后求出的结果。2005年的清廉指数显示，在所调查的159个国家中，有2/3的国家得分低于5分。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着贫穷和腐败的双重威胁。透明国际主席彼得·艾根先生指出：“腐败是造成贫穷的主要原因，也是克服贫穷的重要障碍。它们互为因果，使人民深受其害。”可见腐败行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未来发展的一大障碍。

物价渗透在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转。稳定物价是稳定经济和稳定社会的先决条件之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把价格总水平作为政府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的是城乡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其按年度计算的变动率在国际上通常被用作衡量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实质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之市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之币值相对性降低。通货膨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人们生活的成本，或者说缩减了人们的财富。通货膨胀导致货币的贬值，过高的通货膨胀可以使人们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对货币的隐蔽征税，影响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尤其是当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名义利率时，就会形成实际负利率，而实际负利率会使人们的存款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把钱用于消费或者购买保值的商品，从而使银行的存款不足，影响投资的供给。很多国家的实际案例都表明，严重的负实际利率往往是和经济倒退相联系的。通货膨胀影响人们最切实的生活质量乃至经济的发展，对维护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就业与失业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就业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具有社会性，就业既是劳动者个体的微观行为，也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失业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性难题，在任何经济体中，某些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从总体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失业问题主要是周期性的，伴随着经济的低增长或负增长。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失业率超过一定限度时，其结果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等直接相关，并没有一个统一警界线。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失业率的判断是：失业率在5%以内属于劳动力供给紧张型，失业率在6～7%属于劳动力供给适度型，失业率在8%以上属于劳动力供给警界型。控制失业、有效促进就业是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致力于解决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

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rence）是指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在观念、行动方面显示出来的一致性和协同性。它既是社会公众趋同的精神心理过程又是社会建制进行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一项基本功能。凝聚力是维系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组织力量，作用巨大。社会凝聚力表现为认同性凝聚力和互补性凝聚力两种形式，其中，认同性凝聚力产生于个体对于集体的依赖性，它将集体利益看成是个体利益的来源与保证，因此，组织成员的共同的集体利益是认同性凝聚力的物质基础，也是认同性凝聚力的本质，认同凝聚力的基础是共同利益。互补性凝聚力是个体或组织之间由于相互提供所需条件而形成的相互吸引力，互补性凝聚力导致社会成员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频繁交往，从而活跃社会生活，繁荣社会经济。同时，它能克服封闭的自然经济单位之间的隔绝状态，从而形成相互依赖的整体。如果说认同性凝聚力是一种以情感形式表现的力量，那么互补性凝聚力是基于理性算计的一种力量。因此，认同性凝聚力服从着情感的发生发展规律，而互补性凝聚力则服从理性算计。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内部关系越和谐，贫富差距越小，每个公民的权利和尊严越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就越强，凝聚力就越强。

世界上不同国家发展的历史都表明，一个国家发展得快慢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与其凝聚力的强弱有着密切的关系。凝聚力是国家的软实力，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基础之一，历史上的很多著名帝国，如查理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大英帝国以及当代苏联的解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其凝聚力下降有着密切的关系，凝聚力削弱就像国家机体内部的“溃疡”，历史上许多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帝国往往由于国家凝聚力的“赤字”，而导致国家从内部衰败，甚至最终崩溃。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网络化的世界大潮中，国家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文化凝聚力、主流社会凝聚力的建设正面临空前的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要素、符号和商品均被剥离了或部分被剥离了地理因素，人们通常被弱化了民族因袭的土壤，文化通常被丧失了边界提供的保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危机、社会认同危机等。当今与“全球化大潮”相对应的是“部落主义”的兴起，世界各地遍布着部落冲突；国家成了成百上千个不同种族和更多部落的零散碎片化的集合体，“部落主义”就象国家机体内部的“艾滋病毒”，导致国家衰落，最终招致国家解体，出现更多的主权国家、更小的权限单位，使国家呈现“碎片化”和“原子化”现象。

（摘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健康报告》 杨多贵 周志田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