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在京发布《国家健康报告》。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组长杨多贵说，前苏联突然崩溃是20世纪一个最大的历史之迷。学术界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苏联经济没有搞上去，所以最终导致国家崩溃。”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从整体而言，苏联大多数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比西方国家快，其工业化脚步是世界史上最快的之一，可以说是个杰出的成功故事。据经济史专家安格尔.麦迪森测算，1913～1950年苏联人均GDP增长率为1.76%，1950～1973年为3.36%；美国1913～1950年人均GDP增长率为1.61%，1950～1973年为2.45%；英国1913～1950年人均GDP增长率为0.92%，1950～1973年为2.44%。美国、英国人均GDP增长率均低于苏联人均GDP增长率。事实上，从1925-1937年，苏联用了12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13年的4%强提高到10%弱。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德、法（为英国水平的146.4%，德国水平的117.3%），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为美国水平的23%）。英国首相邱吉尔曾经说过，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梨，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那么苏联溃崩的原因是什么呢？俄罗斯已故前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 （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在其《回忆录》中指出“有一天我们会了解到：我们是地球上惟一一个想用19世纪的意识形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国家。”著名社会学家曼钮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的最后一卷《千年终结》中，将苏联的崩溃归结为工业国家体制对向信息时代进程的失控。他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就动摇了苏维埃经济与社会的危机的蔓延，其实是“国家主义”（Statism）和苏维埃式的“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在结构上无法确保社会顺利过渡到信息社会的表现。他指出“国家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体制，社会所产生的经济盈余是由在国家机器内的权力持有者所攫取，资本主义是朝向利润的极大化，而国家主义是朝向权力的极大化，也就是说，国家主义是朝向增加国家机器的军事与意识形态能力。“工业主义”是一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把生产要素的结合与使用加以极优化的质的能力。信息主义的崛起是和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那就是网络社会。

20世纪最后25年的特色是由工业主义向信息主义，由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转型。苏维埃国家体制无法保证苏联能转型到新的信息主义范式，并跟上其它国家的脚步。其实这个假设并不新，只不过是将古老的马克思概念加以应用而已，意即特定的社会体制会制约住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必须承认此处呈现的情况带有一点反讽的历史扭曲。所以，这一体系无法由工业主义过渡到信息主义，且在这历史转化（Historical transition）的恶水中航行的不是一般的国家（State）而是此一特殊体系。也就说苏联笨重、庞大的国家体制无法适应从“工业主义”向“信息主义”转变，从“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变的历史发展潮流，其实就是国家患了“恐龙综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