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健康报告》指出，经济系统是构成其免疫系统的第二道“防线”，没有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持续发展能力、防范风险能力等就会大大降低。经济系统的“景气程度” 、“健康状况”、“免疫能力”可由其经济的整体实力、发展水平、发展质量、以及国家信用水平和战略资源保障程度等方面指标直接或间接的予以表征。

经济总量和规模是国家地位、综合实力的基础，也是其经济影响力和控制力大小的“指示器”。“船大抗风浪”，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保证国家具有较强的抵抗风险，尤其抵抗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避免国家经济产生大的波动和动荡，是防范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国家经济规模的基础指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中称：“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陆地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国内生产总值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当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巨大份额，约占世界GDP的25%左右，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占的百分比更大。自2007年美国发生严重的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就美国是否正走向衰退展开辩论。2008年美国《外交政策》（3～4月号）发表《即将到来的金融流行病》一文指出，美国经济不再仅仅是患了一点儿“感冒”，它现在处于痛苦而顽固的“肺炎”早期阶段。“世界是平的”（ The World is Flat），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他国家有理由担心美国的金融“病毒”可能引起一场全球经济“传染病”。虽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步美国后尘陷入全面衰退，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声称自己有免疫力，其他国家至少应该估计其经济会大幅下滑。由于更大程度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放大了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美国对其他国家增长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

经合组织（OECD）认为，“在2015年之前，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经合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相关著作的作者安格斯·麦迪逊提醒说，在被欧洲超越之前，中国曾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30年，中国很可能占全球经济的23%，“它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地缘政治影响肯定将是最重要的”。安格斯·麦迪逊强调指出，中国登上最高领奖台的第一步，是保持“正常”状态。

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世界发展历程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其经济迅速“起飞”（take-off）阶段，即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时，往往是该其“政治容易动荡、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伦理容易失范”的的关键期。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是一个重要标志，它意味着经济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充满机遇、面临高风险的关键发展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两个结果：一是象韩国、新加坡等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较好地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实现了持续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而阿根廷、巴西等拉美一些国家在这一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动荡、停滞和后退，掉进了“拉美陷阱”。美国国防部曾在一项调查中，对不同收入组的国家中1958～1965年发生暴力冲突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表明国家发生动力或暴力冲突的比例与国民收入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贫困国家发生暴力冲突的概率要比富裕国家高的多。

GDP增长率通常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经济的良好运行状况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GDP增长率过低，导致经济缺乏活力，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而GDP增长率过高，也存在不利的方面，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结构失衡、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诸多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很少有国家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曾一度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典范，但都在经历了一段较高增长之后，速度逐渐降了下来。经济增长要避免大的起伏，只有可持续的、相对平稳的高速经济增长才能为国家的经济提供强大的免疫能力。

真实国民储蓄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GDP是一个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非常有效的指标，但它没有考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损害、自然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真实储蓄（genuine savings），对于传统的国民储蓄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和调整，真是国民储蓄等于国内总储蓄减去固定资产消耗加上教育支出。再减去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损失。

真实储蓄是衡量未来福利前景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把消费流维持在一定水平上的能力。真实储蓄可以测算给定资产价值的变化（不包括资本收益）。如果一个国家真实储蓄是正值，而且核算包括了范围足够广的资产，那么就表明社会福利的现值处于增加状态。相反，如果真实储蓄持续是负值，则表明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当国家的GDP的增长率和真实储蓄都为正值，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以超额支出未来的资产为代价的，经济可持续性较强，经济崩溃的风险较小，比如中国、博茨瓦纳等；而当国家的 GDP的增长率为正值，但真实储蓄却为负值，比如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这些国家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大量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前支出了未来的资产，却没有进行合理的补偿，经济的可持续性较差，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同个人、企业信用一样，国家信用（state credit）是国家或政府为债权、债务主体所形成的信用，它包括国内和和国外两部分。国内国家信用主要是“内债”，是政府以债务人身分向国内居民和企业单位以公债、国库券形式借款，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国家信用的国外部分，包括国家以债务人身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以债券形式筹资，或向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借款等形式。国家信用既是国家为弥补收支不平衡、建设资金不足的一种筹集资金方式，同时也是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措施与手段。国家信用的财务基础是国家将来偿还债务的能力，这种偿债能力源于属于国家（全体人民）的财务资源，它的现金流来源于三个方面：国家的税收收入、政府有偿转让国有资产（包括土地）获得的收入以及国家发行货币的专享权力。国家信用是国家的“形象品牌”和“无形资产”，是一种特殊资源，但是，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国家信用，需要国家长期的投入成本。政府享有支配此种资源的特权，负责任的好政府绝不能滥用国家信用资源。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遭遇到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一起毁掉。目前，国际上一些著名的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穆迪投资、机构投资者等每年都要发布全球国家信用评级报告。这一评级与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直接相关，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影响该国政府以及该国机构与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作为世界科技革命的产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一个历史过程。实践证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展与他国的贸易投资合作，最大限度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是实现本国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产业外移，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自身产业结构升级。全球化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每个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是我们往往低估了它的“脆弱性”，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贸易自由化和跨国资本流动使得发展国家经济的独立性下降，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加大，而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业开放将使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根源，通过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向部分发展中国家，产品大量流回发达国家，体现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双顺差和个别发达国家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如，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国际支付能力和体现为对外债权，但是过量的盈余却是以牺牲本国生态环境、社会福利和发展质量为代价的，表现为国内消费不足、有效内需不足，财富大量输出。经济依存度反映一个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整合和一体化的程度，它有多种具体指标，最常用的是贸易依存度和资本依存度。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推进经济体系国际化，就意味着一国的外贸依存度出现不断升高的可能性。因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更好地趋利避害，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必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不断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逐步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