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股田制”：是体制扭曲的怪胎，还是改革创新

2007年，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城市重庆市的有关部门曾出台鼓励农民用土地入股的办法创办企业的地方政策。这个地方性政策曾被一些专家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土地革命”。事实上，类似的做法在全国各地早已存在。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没有一个明确提倡这种“改革”。只有2004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但这个规定是针对农村建设用地的，而不是鼓励在农业生产领域搞“股田制”。中央政府一贯提倡土地要适度流转，并强调农村家庭经营制度与土地流转并不矛盾；家庭经营制度越是稳定，土地流转才越会健康发展。中央高层的态度是正确的。可以认为，“股田制”是地方或地方大商户的利益驱动下借“农业规模经营”之名而生出的怪胎，尽管地方政府出发点可能是善良的。

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产业类型，就是说它往往是用较少的劳动力和较多的土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生产单位。在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一农户若生产粮食，就可以耕种几百公顷甚至更多的土地，形成规模经营，从而极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济效率。这样一个认识大概能为当今熟悉农业生产的许多人所接受。

但农业规模经营并不一定需要农民入股农业企业的办法来实现。股份制是人们为了降低生产经营风险而建立的一种合作方式，并不适合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在股份制之下，普通股东要以某种方式参与管理活动，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对于上市股份制企业，小股东也会以所谓“用脚投票”的方式对企业经营施加影响。只有那些拥有“优先权”的股东才不参与企业的经营。农民的专业合作社一般来说不必要是股份制企业，虽然它们的建立也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减少经营活动中的各种风险。在所有农业发达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是以土地入股而建立的；农民与合作社的联系是以所谓农民的“惠顾”为纽带，就是说合作社是在市场活动中代理农民进行交易活动，而农民则依照自己与合作社的交易量(惠顾额)来获得由合作社创造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利益。离开了市场交易，在直接生产环节上，农业生产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

在农业生产经营的全部过程中，市场风险主要发生了交易的环节上，农民通过建立合作社，可以集中采购生产资料，集中销售农产品，提高农民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把市场风险尽量降低到最小。没有哪个保险公司可以为市场风险提供担保，所以，组成合作社是农民降低市场风险的基本办法。除了市场活动，农业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一户农民就可以耕作大量土地，没有必要通过他们彼此间的“合作”来降低生产经营的风险。其实，不必要的“合作”反倒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生产的效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常常是自然灾害的风险，对于这种风险，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解决问题，农民的“合作”于事无补。

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常常热衷于“股田制”，可能出于两种考虑。

首先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即政府想扩大农业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必搞“股田制”。农民之间可以通过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租佃关系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流转方式。任何一户农民在有了完全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后，可以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租给种粮农户；农民自己会决定一个合理的租佃价格。如果硬要农民搞股份制，建立起农业公司，反倒会增加农民的风险。如果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形怎么办？是不是要拍卖公司的资产(农民的土地)用以还债？放着简单的、风险小的租佃流转方式不用，为什么要搞麻烦的、风险大的“股田制”呢？有的地方实际搞的也是租佃制，但似乎为了听起来有“创新性”，硬要叫个“股份制”。

搞“股田制”的另一种想法可能出于好大喜功的政府工作惯性。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强烈的城市资本“下农村”的冲动，有的地方政府用行政干预的办法促动农民将承包地作为“股份”交给这些大户搞“设施农业”，而股份收益的不稳定是天经地义的现象，农民的收益就没有保障了。不少地方已经发生了一些农业资本家经营不善而逃跑的现象，而农民的土地经过所谓“设施农业”的折腾以后，农民再要恢复大田耕作就很难了。这种现象要引起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中国农村的“人地比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搞出像美国那样的“规模经营”来。规模经营的发展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实现逐步去推动，而不要想着法子去驱赶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在农业领域，连西方国家也十分慎重地对待城市资本“下农村”搞农业雇佣劳动制度；他们把“耕者有其田”看作是建立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