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已经几天了。在这座车水马龙、有着蓬勃生命力的大都市里，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里还是会不断闪现出北川，闪现出那座已经千疮百孔、再也无法重建的城。

　　去北川前，我遇到了许多同行，都说晚了，北川已经封城，路上前后有三道封锁线，军队严防死守，就算绵阳市委给你一纸证明，也白费工夫。

　　我十分沮丧，但万不甘心。此次汶川大地震，破坏最重、最为惨烈的，是北川。两万人的小城，罹难就有8000多人，至今仍有许多尸体被埋在废墟下。

　　封城之后，这座没有一条活着的生命的城市，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这座空空荡荡、埋葬了近万生灵的死城，该是怎样的一番凄凉？如果头顶的堰塞湖一旦泄洪，谁能为北川留下最后的身影？

　　于是，我决定冒险进入北川。

　　前往

　　5月24日一早，我背上行囊，备好行装，与两个年轻人——新华社山西分社的江宏景，以及《东方早报》的赵昀，租了一辆小车，从成都向北川急驶。

　　车朝山里开，路途坑坑洼洼，内心忐忑不安，我们三人随时准备被军警阻截。但直到距北川很近的安县老城，也没遇到警察拦截。我心里不时嘀咕：不是说有三道防线吗？

　　秩序井然的安县老街，看不到什么戒备森严的迹象，倒是小超市成了我们最后的补给站。我们买了一大堆饼干、牛奶和矿泉水。尽管这里是灾区，但店家老板娘仍旧本分，不发国难财。

　　我看了一眼租来的这辆大众车，外表普通，真想买张红纸，写上“指挥车”或者“抢修应急”的字样。可又一想，连绵阳市委的证明都不管用，这些还能吓住谁？

　　山风扑面而来，混浊的气味里夹杂着漂白粉、消毒水和焚烧后焦糊的味道。路的两边，有很多士兵的身影。田里，士兵和农民一起在收割油菜籽和插稻秧。天很阴沉，没人荷枪实弹，也无人设岗盘查。路过的几个公路收费站，一律免费放行。

　　我们一路飞速驶过。

　　严查

　　天更加阴沉了，淅淅落落开始滴雨。

　　司机突然松下了油门，车速骤缓。我从前窗中看到，山路的上坡处出现了路障，还有许多军警在把守。

　　终于遇上盘查了。我们只能把车停在一边。同伴轻声告诉我，此地距北川还有一两公里，是进入北川唯一的一条道路。

　　一块从山上滚落下的巨石横亘在路边，体积足有半间房那么大。边上设两个铁制路障，上面写着白底黑字的标语——“飞机洒药，禁止入内”，边上是十几个戒备森严的军警，他们都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们三人的任何举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

　　先是来了一路记者，被劝阻返回。紧接着又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队伍，全身迷彩服、军用球鞋、军帽，手臂上戴着有红十字和防疫字样的臂章，肩上背着沉重的行囊，全副武装。但即便是这样一支“正规军”，也被站岗的士兵喝阻下来。

　　“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让进了，包括军、警、医，组织上有通知，你们不知道？你们属于哪个部队？”士兵喝道。

　　原来，这是一群志愿者，“伪装”成防疫队，想混入北川，被揭穿后，虽不甘心，但也只能在一旁泄气、发呆。

　　我下意识地向旁边张望，除了悬崖峭壁，四下到处有武警站岗，毫无可乘之机。

　　看我们迟迟不肯离去，一个自称是当地宣传部的男子，来到我们面前，看过小江的记者证后，他右手一挥说道：“你们看见没有，路障后有两条道，一条下坡道是通往北川城的，绝对不能进；还有一条上坡路，你们远道而来，那就上去看一眼北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