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他没死 只不过走到别处去了

悲伤似乎渐渐从白天遁入黑夜，从人前退到人后。

白天在外人面前，陈雪梅甚至偶尔还会面带笑容。与其他遇难学生的家长见面，彼此也不再流眼泪了。

但只要静下来，一个人呆着，她就会想起那些天的情景，还有儿子平时的样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来回闪现。这段时间以来她有些恍惚，连自己的手机号码都记不住，牙膏、脸盆之类的日用品，刚刚用过，放在那里，一转身就忘了。但那一幕一幕，她却都记得清清楚楚。

杨楠锋的妈妈曾慧，是个语速很快、说话爽脆的女人，看上去似乎不像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在儿童节的前一晚，她刚刚抱回儿子的骨灰。坐在她家的帐篷外，她跟邻居聊着家常。时不时地，还会响起她的笑声。

这一天，她还打开儿子的骨灰盒看了一眼。“我就是要看看我儿子啥样子。你没看见，人骨头雪白。”她甚至这样对邻居说。

但是静下来的时候，她会感到悲伤。“人多的时候没得事，一个人呆着，咋个不想？”她说。

她忍不住要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儿子最好的照片来看看。那是4年前“六一”儿童节时她带儿子到照相馆拍下的照片。这一天，因为学校组织庆祝活动，杨楠锋眉心点着一个红点，两腮擦了胭脂，还抹了一点口红，穿着NBA11号球衣站在镜头前。

她用手指反复摸着照片上的儿子，自顾自地说：“好乖哦！你看他好乖哦！”这个时候，她的眼圈发红，声音哽咽。

她又拿出儿子一本影集来看，翻到儿子最新的一张照片，摄于去年冬天。儿子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虎头虎脑地笑着。她盯着照片看了好一阵，说：“我总觉得他没死，只不过走到别处去了。你看这照片，活灵活现的，好像站在我面前一样。”

而她的丈夫杨彬，一个温和的男人，至今连儿子的照片和衣物都不敢看。这些天出外搞运输的时候，即使开着车也无法集中精力，儿子的那张小脸总在眼前晃。

另一个叫朱丹的女人，尽管她家的房子在这场地震中损害得并不严重，但她和丈夫“连家都不敢回去”，因为屋里全是儿子的东西。而她的丈夫李昌贵，一个看上去乐呵呵的男人，提起儿子时会突然泪水涌进眼眶。

自从他们的儿子鼻子里嘴里塞满沙子“像睡着了一样”被抬出废墟后，他就开始喝酒。“喝酒可以麻痹自己，不喝酒就睡不着。”他摸着自己的光头说，“到现在我的脑壳还是晕的。觉得做什么都没得意思了。”

悲伤还隐藏在大街旁、广场上的成千上万顶安置帐篷里

悲伤还隐藏在大街旁、广场上的成千上万顶安置帐篷里。外来的人很难看出哪一顶帐篷里正受着这种悲伤的煎熬，即使本地的人们，也未必知道。

当汉旺镇受灾的人们被分流到绵竹市、德阳市的各个安置点后，他们把悲伤也带到了那里。

在德阳市的一处大型安置点内，75岁的朱鸿章就受着这样的煎熬。37年前，这位搞设备修理的老工人跟随东方汽轮机厂从哈尔滨支援“三线”来到汉旺镇。如今这家大型国企为汉旺镇贡献了约80%的财政收入。

自从5月12日他唯一的孙子朱子木被压在东汽中学的废墟下后，老人至今没能见到孙子最后一面。事实上，他永远也见不到了。因为当这位17岁的高二学生在震后第四天晚上被挖出废墟时，脸已经像茄子一样的颜色，并且有些变形，难以辨认。尽管老人嘱咐守在现场的大儿子要拍张照片给他看，但大儿子只是拍了朱子木从白色塑料布下露出的一只脚，以及被裹进黄色裹尸袋、洒上消毒粉后的样子。

在朱鸿章从电话里得知孙子被掏出废墟的那个晚上，他梦见了孙子。这个个子高高、鼻梁直直的帅气男孩在梦里对他说：“爷爷，我跟你告别来了。借给你的那本《谜语大全》，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朱鸿章从梦里醒来，忍不住哭出声来。他怕惊扰了安置点里的其他人们，便揣着一只小板凳，摸到外头，坐在黑暗里偷偷地哭。他在那里呆了三个小时。直到现在，他仍然怕看到安置点里一直播放的电视，一看到那些地震废墟的画面，就喘不过气来。

这个家里最受悲伤煎熬的也许是他的儿媳。这位母亲这段日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不哭，也不说话，只是一个人呆着。

那天当她的儿子朱子木被抬出来后，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她的丈夫拽住了她，但她固执地要求，“我必须要摸手”。男孩的手又细又长，从白色塑料布下露出来。母亲非常细心地为他一点点擦干净。

她的婆婆有些“怕见到她”，因为“不知道说啥好”。灾后因为在不同的安置点，她们只见了两次面。一次，她和丈夫来看望公婆，婆婆说：“坐吧。”她只是回应一句“不坐了”，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另一次，婆婆去看望她，没说上两句，看见她要哭，赶紧转身走开，因为俩人都受不了。

她还要求丈夫无论如何回到他们摇摇欲坠的家里，别的都可以不要，但一定要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还有儿子的一条游泳裤，因为儿子最喜欢游泳。

丈夫照办了，只不过，他把照片和游泳裤都“转移”到一位朋友家里，怕她看见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