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乡政府只有这一万多元教学经费，“教学楼的建筑成本被压缩到极低,建筑商还要在这么低的价格里赚笔钱，所以质量就可想而知。”

后任校长林明富曾在1998年向都江堰市教育局打过一个危房报告，称1986年建的这幢教学楼存在安全隐患。当时教育局答复，让林明富在三楼顶楼用几根钢条撑住快要塌下来的屋檐，而未加固主体。这几根铁棒一直撑到地震把这幢教学楼震塌。

聚源中学还倒塌了一栋建于1996年的四层教学楼。据林明富回忆，这是聚源中学为迎接“普九”达标而建的。

所谓“普九”，就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达标工程，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有标准的教学楼。林明富回忆：“普九，上面有这个要求，镇领导就得作承诺。”按“普九”要求，聚源中学需再建一幢教学楼。聚源镇政府尽管财力不足，也得硬上。

林明富记得，图纸由都江堰教育局的工程师王良平牵头设计。承包该工程的聚源镇三坝村村支书祝朝洪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镇政府可能是为了省钱，图纸上设计的教学楼主梁钢筋只有正常直径的三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一。“当时我有疑问，钢筋太细了！会不会影响工程质量？”祝朝洪说。

在祝朝洪的记忆里，他承包的建筑价格在400到500元/平方米。但他不愿透露当时造这幢教学楼的总价格，但这一总造价显然对镇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林明富记得，镇政府因为造了这幢教学楼，“（债务）好几年没翻过身来”。

这种向建筑商、信用社等欠债搞“普九”，低价建校舍的情况，在国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均不鲜见。四川省从1992年到1996年完成“普九”，但都江堰一直到去年底的政府工作报告，还在强调化解“普九”债务的问题。四川省一直到2005年底，尚有“普九”债务81亿元，至2007年底，还有约40亿“普九”债务。

这似乎是普遍现象，“普九”阶段，不少工程资金拖欠额度在工程总量的50%以上。有的地方学校到现在都没有全部兑现完工程尾款。因为资金严重短缺，建筑商只好向原材料供应商“赊”原料，“能够‘赊’到就是莫大的面子，无法保证建筑原材料质量”。另一个专揽学校工程的建筑商说。“这实际上是最低水平的运转——只要能把学生装进一个房子就行。”成都市教育局普教处处长何荣评介。他介绍，当时乡镇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往往没有严格的标准，有时连建设图纸也不完备，招个工程队就建了”。

完成“普九”后，成都市教育局也意识到“普九”时期的建设可能存在隐患，在1997年又搞了一次包括都江堰在内的“普九巩固提高”活动。但乡镇教育资金匮乏的状况一日未变，就一日难奏效。

2002年后，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主体设立后，教学楼建设的资金才有较好保障。何荣分析，正因为这样，在这次地震中，震区在2002年后建设的学校倒塌较少。以都江堰为例，都江堰新建小学在地震中倒塌的教学楼建于1993年，1994年投入使用，恰好是在“普九”时期；并且，新建小学长期是残疾人特殊教育与低收入者子女的城区边缘校，当时争取建设资金的困难可想而知。

向峨中学倒塌的教学楼也建于“普九”时期。当地村民反映，1995年因工程质量不合格被停建，1996年董家祥任乡党委书记后，为完成“普九”任务，重新开建，村上不少人还被要求捐了钱。

大地震让这三所学校震回原形，惨重的伤亡曾让在现场向局领导汇报的何荣，说到一半时就泣不成声。

事后何荣认为：“其实，当时如果能有一千万元，这几幢教学楼就会建得很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伤亡。”

何荣介绍，四川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中小学在使用“普九”时期匆忙建设的校舍，国内其他不发达省份在“普九”时期建的村镇校舍也有相似隐患。他建议，“国家应对‘普九’时期建在地震带上的教学楼作一次全国范围的普查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