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粤北云岩路段,积雪满地,天气寒冷,路上不断有背着行李赶回家过年的行人。本报记者徐文阁摄
我当了15年(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组组长，每年开一次会，最遗憾的是没实权，不能做实事。……当时我非常高兴，国务院有人专门管这个事情(国务院应急办公)。但遗憾的是人员少，大概只有20人，也没能建立“应急专家组”，后来我们专家也退出来了。
―――中科院减灾中心主任王昂生
作为社会组织发出呼吁，有一个突发事件的响应程序，不是任何社会情况都会向社会呼吁……这个是多年形成的习惯。向社会发出呼吁有两个前提：一是灾情足够严重。二是等政府对外发消息……在这种突发事件面前，社会组织和社会民众好像就是被束缚住手脚，因为他们有劲没地使。
―――中国红十字会顾问汤声闻
■本期嘉宾
王昂生：中国科学院减灾中心主任，世界减灾最高奖―――联合国减灾奖获得者，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汤声闻：中国红十字会顾问、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秋风：北京学者
冰消雪融，梅俏枝头。但中国刚刚经历的冰雪灾害并没有隐退为一段模糊的记忆。“两会”甫一召开，代表热议如风，建言直指中国灾害应急机制。
五年一届政府，经历三次大灾害，不可谓灾害不多，也不可谓经验教训不多。
SARS来袭之时，我们的政府面对如此迅猛、如此突如其来的疫病还没有多少经验，在忙乱中紧急应对，在错误中寻找方向，终于渡过难关；接着是禽流感，然后是更为猛烈的冰雪灾害。
经历三次大灾难考验的政府有哪些可以总结的经验、不足和教训？整体上看，中国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有了哪些转变？中国社会从灾害中学习到了什么？
中国在灾难考验中建立起了灾害应急机制，但现有的机制如何能在灾害来临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两会”前夕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表示，“要认真总结这场抗灾救灾斗争的经验。”
本报《国是开讲》栏目请来曾获世界减灾最高奖―――联合国减灾奖的中国科学院减灾中心主任王昂生先生，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董焰研究员，中国红十字会顾问汤声闻先生以及知名学者秋风先生，他们基本都亲自参与了这次雨雪冰冻灾害的减灾和救援工作，因此他们的反思与总结，对未来“更好地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尚无全面救灾机制
“应对灾害光依靠一个部门是不行的，但目前还未摆脱分部门、分灾种的分隔管理方式”
南都：1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一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给受灾地区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破坏。这次灾害，你们都是减灾和救援方面的重要当事人，自然与其他人有着不同的感受。
王昂生：反应比较慢。灾害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是一串。现在我们谈雪灾，光只有雪灾吗？交通成问题了，然后马上就是煤炭运不了，电力出问题了，最终大家都出问题了。所以应对灾害光依靠一个部门是不行的。但目前还未摆脱分部门、分灾种的分隔管理方式。
汤声闻：SARS时期，卫生部门作了改革，比方说怎么上报灾情，由谁来公布灾情，由谁来发布消息。今年遇到雪灾，政府又制定了新的防灾抗灾部署，但还是没有一个全面的、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机制。
董焰：这次雪灾不是单一方式形成的，已经多方式地混合在一起了：电力的不足，道路的不通，交通的堵塞，无线电系统也不通畅，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是很罕见的，这次正好检验了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的协调职能，光靠一个部门是不行的。
南都：作为独立观察的学者，你有什么看法？
秋风：我国政府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一般认为，这一套体系在面对灾害的时候反应会比较快，因为权力集中。但这个体系缺乏主动性，需要等上面给布置，然后才会去做。然而上级需要得到下级的情况反馈之后，才能做出部署，而一些下级官员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掩盖冲动。宁可让上面少知道你的所谓负面情况，也要确保在领导眼里有个好形象。
南都：自然灾害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国外有没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王昂生：任何大灾大难都是综合性的对整个政府的考验。美国在20多年前就以“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跨过了分隔管理方式，加强了安全减灾应急综合管理：“9·11”之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统率全美安全减灾应急综合任务。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如俄、日、法、韩等国都纷纷调整体制，从战略上、根本上寻求应对办法；不少国家效仿美国，成立强力的部级机构去统率安全减灾应急任务。
秋风：美国的模式，像中国这种中央政府本身就有类似的职能，或者说它作为整个中央政府就有承担这种性质的责任。但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每一级政府自己主动应对的激励机制。
董焰：可以学习美国的成功经验，建立什么制度还得结合国家实情。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但是要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因为我们的部委和地方权力太大，国外的政府没这么大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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