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还是不婚，原本是个人问题。可一旦“不婚”或者说“婚不得”的人多了，个人问题就升格为得有人管管的社会问题了。

眼下就是这么个情况。

据统计，目前我国男性总数比女性多3700万。有人预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4000万——平均5个男人就有1个讨不到老婆。

其实用不着等到十几年之后。现在，在不少地区，年轻人找不着对象就已经是个大问题了，有媒体早就宣告“中国社会第三次单身浪潮”汹涌袭来。

在婚姻市场上，男女历来是“有价”的，这个“价”就是当时社会通行的价值判断。有人总结说，60年代红卫兵，70年代子弟兵，80年代大学生，90年代大富翁。到如今，有房有车成了一些城市青年的婚姻门槛。

前不久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讲过一个笑话，说适婚女青年制造了大量市场需求，推动房价上涨。因为在中国，买房愿望最迫切的就是待嫁女青年。不论是相亲还是结婚，房子都是她们下定决心的重要条件。

虽然是地产商的调侃，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现实的婚姻面前，无论当事人还是双方父母，甚至亲友团，人人心中一杆秤，个个一点不含糊，挑成色，称分量，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在这场以“终身”为单位的交易中，谁都不甘心委屈了自己。

难怪有人感叹：你以为你是在跟某男某女谈恋爱，错了，你是在和一个社会潜意识谈婚论嫁。

在这方面，咱中国人爱讲究个男高女低——从身高、收入，到社会地位、家庭背景，诸多方面都被一揽子包括在内。经济发展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一骑绝尘，而在队伍末端，另一些人则还在为了基本的温饱苦苦挣扎。在如此悬殊的差距下，“找对象”难的，不是条件太好的，就是条件太差的。于是，被贴上A女和C男标签的两类人，成了婚嫁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没人敢娶多金的A女，没人愿嫁少钱的C男。

A女的台词是，我有房有车，吃香喝辣，完全不需要靠男人来提升生活品质，没有合适的就“单”着呗。至于C男呢，他们往往集中在农村地区，深陷贫穷，缺少改变窘境的能力和资源。如果我们可以把前者视为“主动单身”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完完全全的“被动单身”了。

按照不久前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中国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2.85，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在农村地区，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同时出生122.85个男孩；第二，在性别比失调这个问题上，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更严重。

或许我们还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在现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下，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中的供求平衡已经被打破。若干年后，这多出来的22.85名农村男青年很有可能被贴上C男的标签，他们势必成为3700万“光棍”中的大头。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迟迟找不到“提升身价”的机会和方式，整村整村的男青年被无情地挡在婚姻大门之外。

如果一个人的正常生理心理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由此引发的社会混乱可想而知。这不单单是“光棍”的人生悲剧，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隐患、和谐负担。

人口结构上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调，加上社会意识上的男强女弱的婚姻定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千上万的A女C男难以婚嫁将成为现实。C男的问题，只有通过国家加大扶贫力度，推进城市化进程，进而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方可缓解。先富的A女，其居高不下的择偶心态，既是传统意识沉淀，又受消费社会影响，单靠个人掉头也难，何况这些多金女大半是工作狂，职业压力大，休闲时间少，社交半径又小，良缘难觅，如果社会不加以干预，许多人可能只有一“单”到底了——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将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知青返城，一水儿的大男大女。当时一些全国性大报都在呼吁，把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作为大事来齐抓共管。那个时候，集体舞会风靡一时，婚姻介绍所方兴未艾。到1985年，这场社会单身危机基本解决。可以说，充分的社会动员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当时社会不及时干预，很难想象改革开放的春光会那么美，“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就唱得不那样欢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