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越来越大的声音在舆论界流传，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我渴望这一论断尽快变成现实，圆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梦。但是，看了那些鼓吹者的理由，却使我心中隐隐不安，甚至生出一些不祥之感。

在我的记忆里，这一预言最先好像是出自一位号称“国学大师”的学者之口。我们处在一个已经没有国学却有着层出不穷的国学大师的时代。我认真拜读了这位大师的文章，希望能找出一些靠得住的理由，可是，大师只是告诉我们，因为已经过去的20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世纪，所以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中国文化比西洋文化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至于究竟如何优越，到底也没有说清楚。我对于这种与风水学颇为类似的证明理路实在不敢苟同，人类毕竟已经进入了科学昌明的21世纪，将社稷的命运寄托在风水轮流转的理论基础上，是十分危险的。

东西方文化优劣之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老话题，鸦片战争中洋人战无不胜的枪炮和此后华夏民族几乎亡国灭种的惨剧，为之作了注脚。中国的确有可能产生出一种优于西方文化的新文明，但不是今天，而是在将来，在中国文化真正吸收、消化了西方文明弥足珍贵的普适价值之后。

然而，关于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近期似乎又有了新进展，这便是那个所谓的“中国不高兴”的高论，但它比前述国学大师的说法更令人惊愕。不管怎样，前面的那位学者，还试图为他的论断给出一个理由，但“不高兴”却不需要任何理由了。

我们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要拯救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豪言壮语。这使我们那班面有菜色的孺子们，竟然暂时忘记了自己的饥肠辘辘，暗暗抱定了拯救西方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宏愿。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之后，才蓦然发现需要拯救的原来是我们自己。

有人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邓小平究竟做对了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我的看法是，邓小平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将中国人的精神从解放全人类的意识形态狂想症中解救出来，回归常识，承认现实，从而拉开了洋务运动以来又一轮学习西方的热潮。这的确是一场思想解放，不过这场解放看来并不彻底，否则，就不会有后来这类呓语的出现。

作家柏杨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美国和日本，从来不说下一个世纪是他们的世纪。全球金融风暴后，我们在国内的报纸上不断看到中国拯救世界的高论，且不说一个经济总量仅占全球6%、人均GDP全球排名百名开外的中国，究竟如何拯救世界，也不说中国自身在社会治理、吏治腐败以及道德信仰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单就本次金融危机而言，中国之所以受到的影响较小，恰恰是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发达。

奇怪的是，山姆大叔似乎同意一些中国学者的说法，几个月来，《参考消息》转载的海外舆论中，多是美国时代即将结束的预警。其实，这正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得以长久保持的秘诀所在：只要美国衰落的警笛不断在美国人的心头响起，美国就永远是世界第一！所以，美国知识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寻找有可能替代美国的目标，并毫不吝惜地将下一个世纪的桂冠放到他的头上。

上世纪80年代，当质优价廉的日本产品洪水般地涌进美国，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的时候，美国人立即打出了“日本第一”的旗帜，断言下一个世纪将会是日本人的世纪。不过，日本人看来没有那么傻，他们拒不领情，反而拍出了《日本沉没》这样意味深长的影片，展示了日本民族更为强烈的危机意识。

近几年来，内地极端民族主义的声调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第一的呼声震天动地，然而，那个早已世界第二的日本邻邦却是如此的宁静，静到你听不见他的任何声息。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宁静，它使人想起老子的告诫：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赵法生）

三国时代，孙权曾经给曹操上表，劝他称王。谋士们询问曹操意下如何，曹操沉吟良久，回答说：“孙仲谋是想把我架到火上烤啊！”当年的曹孟德肯定没有料想到，后世会有人不等别人“劝进”就自己往火里跳。

21世纪属于谁？这个谜一般的问题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回答。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回答：21世纪可能属于任何人，但绝不会属于那些刚刚填饱了肚皮就忘乎所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