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都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

“中国不高兴”是所谓“投机”还是“建言献策”，它是否就能够代表第二次“中国可以说不”浪潮？或许这些都并非重点，关键在于，崛起的中国人究竟应该对中西方关系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我不知道

风朝哪边吹

徐志摩诗里这种迷惘的心绪，在这个春天有了新的对应物，它就是时下被舆论炒得火热的《中国不高兴》。

今年3月出版的这本新书，一问世就吸引了国外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在3月20的报道中这样定义：“这是继1996年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

而打开这本被《时代》视为“《中国可以说不》续集”的《中国不高兴》目录，类似的观点颇具“冲击力”：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

这样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式主题，迅即引发国内外从互联网到传统媒体的一轮激辩。

震动西方世界的“小平头”

对于出身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文章应该并不陌生。1996年，随着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图书的诞生，“说不”风靡国内，当时的青年学子几乎人手一本。这是一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评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谈话录。

张小波等五位当年被季羡林称为“小平头”的青年作者，也成为了西方媒体眼中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张小波的印象中，之所以写《中国可以说不》，是在读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译本后“受到刺激”的结果。“那年有个舆论调查的结果是，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最向往的国家也是美国。我思考这是为什么。这是写书的契机。”张小波说。

另一个契机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兴起。在1995到1996年间，由于台海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加上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美国知识界担心在台湾和香港两个问题上中国将威胁民主和和平，于是有了“中国威胁论”。

这些都促使一部分青年学者对美国的观念开始转变。而“说不”的出现，抒发了中国人积压在内心多年的愤怒，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由此爆发。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也受到极高关注，”作者之一的宋强，自称来自民间的草莽知识分子，他也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

1998到1999年间，美国又掀起了新的中国威胁论热潮。此后几年里，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