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在四川绵阳九州体育馆受灾民众安置区,儿童在节日为志愿者带上红领巾。 中新社发 杜洋 摄
博导、医生、海外华人、律师、董事长、农民工、学生……他们都是志愿者。几十万人迅速集结到四川,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力量。
志愿者人数的大规模增加,是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某些地方政府仅仅是简单表示“不欢迎”,公民社会中“合作管理社会”的标准就难以达到
本刊记者/蒋明倬(发自成都)
从“5·12”地震到今天,四川灾区究竟出现了多少志愿者,没有人可以统计清楚。仅仅有登记的志愿者就已达20余万;还有非常多的志愿者,没有通过任何组织就直赴“前线”。
这是一次公民志愿服务意识在灾难面前的空前高涨。而在灾后,中国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公民志愿意识逐渐觉醒,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如何引导这股新的力量?
“我们都是志愿者”
“我最初看到他们也是很惊讶。以前,还以为志愿者都是大学生。”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带领999救援队,赶赴绵竹实施医疗救助,在途中“捡”到3个志愿者,其中一位女士是河北省邯郸市的骨科医生,另外两个是从河南来的夫妇俩,也都是医生。他们跑到灾区出力,却不知道找哪个部门,碰到孙硕鹏就跟着来了。
都是40多岁的人,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空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到了灾区就是想能做点什么,“邯郸那个女医生,在单位请了假,也没敢跟自己丈夫说,丈夫胆子小,怕他担心,就偷偷地一个人来了。”孙硕鹏说。
孙硕鹏跟他们在一起呆了十几天,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一起吃,一起睡,还可能住一个帐篷,但是彼此可能很久都不知道名字。我们都是志愿者。”郭昊东,奥运场馆鸟巢的建设者,带着自己的施工队跑到成都来,“钱我也捐了,就还是想到四川来做点什么。”
在任何一个灾区现场指挥部的前面,都会停着一些私家车,车主在车前贴一张纸,写着“志愿者”,直接等在那里帮政府往灾区运送物资。如果灾民要从救助点返家取东西,他们也会免费载着去。
还有一些志愿者是看不见的。他们在指挥部留下电话,用人或者用车,随传随到。
在任何一个组织的物资捐赠点、物资发放点、灾民救济中心、政府的救灾指挥中心、红十字会的办公地点,甚至是去重灾区的途中、救援的现场……灾区的任何的一个地方,甚至那些需要徒步才能进入的地方,都会看到志愿者,大量的志愿者。
“人员构成也非常复杂,有海外华人、医生、律师、公司的董事长、博士生导师、农民工、学生……”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波几乎遇到了各种身份的人,他们从中国各个地方赶来,还包括国外的。
一些受灾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地震发生日,《中国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周刊》记者遇到了家在汶川、被阻隔在成都的大四学生杨红。当得知家人平安后,“我突然觉得找不到方向了,给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想知道这时候大家都在做什么。”她说。就这样,这个大四女孩成了志愿者,在红十字会帮忙统计、搬运物资。而在一些被滑坡隔断的山路上,有些村民也充当了这角色,用自己的农用车“摆渡”往来人群。
“这样的灾民很多,受灾后,没有了家,没有了工作。”四川红十字会的一位人士说,“那是一种平安后报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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